浙江寧波市新近出臺一份關于創新型領軍、拔尖人才培養的《意見》。當地媒體在對這份文件解讀報道時稱，盡管剛剛去世的蘋果公司創始人喬布斯天賦異稟、成功或許難以復制，但《意見》通過在環境和制度方面創造條件，可以讓更多的“喬布斯”式創新型領軍、拔尖人才脫穎而出。

    造就喬布斯這樣一個改變世界的創新企業家，既要歸因于美國教育、社會環境的制度保證，使身為移民后代、在藍領家庭長大的他得以接受良好教育；更與美國技術創新、產業、資本各領域相互支持的制度體系有關，讓喬布斯不僅得以通過卓越的技術創新和工業設計獲得成功，而且也獲得了充分的學習成長期，屢敗屢戰，終于有機會將創新、設計成果轉化為流行潮流。

    當今中國有沒有喬布斯？為什么沒能涌現？如果有，緣何無法取得類似的成功？如此種種，由喬布斯的個例驅動對中國或國內某個地方教育、科研、知識產權保護等制度領域的反思，進而有所行動，自然是必要的。但如果不經反思，也不對上述制度領域進行系統改進，僅僅因為要強調“創新”，就非要攀附上喬布斯這個熱得發紫的名字，不能不說是對創新本身和喬布斯其人的褻瀆式消費。

    當然，寧波官方并沒有提到“喬布斯”，《意見》里提的是“創新型領軍、拔尖人才”，是當地媒體為了提升文件、人才政策的傳播效應而進行的自行解讀，板子似乎只該打在自作主張的馬屁精屁股上。

    說到底，從評比標準、考核和政府資助方式等來看，寧波方面的《意見》，不過是我國各級各地人才大躍進政策的又一個高仿復制品，拿來吸引國內國外幾個不得志、皓首窮經的書呆子倒有可能，或者讓已經在多個城市掛名兼職的院士增加一個莫明頭銜、增添一筆收入；要起到培育或引進領軍、拔尖的創新人才的效用，差得太遠———按照《意見》標準，喬布斯既沒獲得過諾貝爾獎，也不是什么機構的院士，甚至還沒在知名學術期刊上發表過論文，這樣的人實際創新再多、效益再大，又如何能被官員看上眼，劃入“創新型領軍、拔尖人才”行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