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一家外資銀行中國區行長交流時，復旦大學管理學院（下稱“復旦管院”）院長陸雄文教授向其積極推薦自己的學生去實習，這些學生來自于復旦管院新開設的金融工程和金融管理兩個應用型金融碩士項目。“金融管理方面的學生我可以直接安排在內地實習，金融工程方面的我可以推薦到香港的分行。”這位行長委婉地說。

    陸雄文有些無奈，顯然這位行長的意思是，盡管上海在為建設國際金融中心而吸引人才，但某些金融方面的人才在這里卻無用武之地；而香港，被認為是國際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短期內上海可能無法趕超。

    人才是金融中心核心

    金融中心，上海離香港還很遠。

    即便不用提及倫敦獨立機構ZYen Group發布的權威《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上的排名數據，在被批復“上海在2020年建成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的規劃后，很多人就都意識到這差距。上海也在積極為之努力，比如吸引人才方面“千人計劃”等。

    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陸雄文表達了并不樂觀的看法，在他看來，“上海計劃在2020年建成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可能基本是一個口號。因為對如何實現這一目標以及實現這一目標的充要條件和具體步驟一直沒有充分的論證”。

    從制度上來說，他認為，在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的情況下，搞離岸金融中心顯然不是上海應該走的路。中國資本市場到目前為止基本上是在封閉的環境中運營，所積累的國際金融方面的經驗有限；雖然資本市場基礎設施的硬件部分已具規模，但法制、監管體系等軟件部分還相當薄弱。

    同時，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必然會帶來風險，包括投機風險、市場風險、創新風險等，而現在還沒有證據表明上海已經具備這種抗風險能力。

    政府有很強的資源組織能力和實施能力，這對搞硬件基礎設施建設很有效；對于短期綜合性項目，如奧運、世博也有效；但對于需要長期運作并充滿投機等各種風險挑戰的資本市場制度與環境建設而言，政府的動員能力是捉襟見肘的。

    除此之外，在陸雄文看來，上海要建設成為全球金融中心的核心挑戰還在于優秀金融決策和應用人才的缺乏。“相對于微觀金融決策和運作人才的缺乏，中國更缺少制度設計層面的人才。”

    他進一步表示，有針對性地引進與培養能同國際接軌又切合中國轉型與成長的高級金融人才，使其能夠對現階段的市場結構和相應制度進行整體的、科學的設計，這是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關鍵。

    40萬金融學子不夠用？

    無論是中國政府和金融機構是否具備足夠的抗風險能力，還是金融中心建設的具體方案何時出爐等問題，解決上述問題，還要依靠各方面合適的金融人才。

    此前曾有觀點認為，上海要建成國際金融中心至少需要40萬的金融人才。陸雄文向記者透露，據非正式統計，目前上海擁有金融專業本科和碩士文憑的人數其實已經達到了40萬，但這40萬金融學子卻幾乎無法解決上海金融人才匱乏的難題。

    這是一個悖論。

    癥結之一在于，中國傳統金融學科是在計劃經濟時代發展起來的，其知識體系主要涵蓋宏觀經濟、貨幣銀行、國際金融等；通過學習上述知識畢業的所謂“金融人才”，既無法支持國家金融體系重構與轉型，也缺少在市場環境中操作金融工具的實務知識與必要訓練。

    另一方面，盡管這兩年上海啟動了“千人計劃”、“長江學者”等工程，從海外引進了很多人才，但多是一些沒有實際操作經驗的學者，或只具備某個行業或者某個產品開發與運營經驗的中低層次職業經理與專業人士。真正熟悉國際金融操作的高層次人才還是遠遠不夠的，尤其是在跨國金融機構擔任總部高級職務者，在全球資本市場上參與過重大投資、交易決策者中少見華裔人士，更鮮有回到國內參加金融制度設計和資本市場建設的。

    以政府金融制度設計方面的人才為例，陸雄文指出，“這需要一個龐大的專家團隊，需要具有經濟、金融、法律、行政乃至心理等各學科復合知識與經驗、對各大國際金融市場建構與運作有深刻理解、對資本市場及其各種參與者引發的風險機理有充分認識與把握的金融人才。”

    此外，要建成國際性的金融中心，勢必需要大量具有國際視野、熟練掌握英文的金融人才，在這一點上上海依然相當欠缺。

    如何培養適配人才

    既然人才是關鍵，那么有針對性的培養金融專業人才就成為解決問題、實現目標的必由之路。而陸雄文發現，國外的金融學科都由管理學院、商學院設立，而傳統的中國宏觀金融學科則局限于經濟學范疇。

    “如何設計資本市場、交易機制和產品組合，以及如何進行操作，掌握這些知識與工具的金融人才才是上海真正需要的。”陸雄文教授認為。

    在過去十多年來，中國所有管理學院都在努力發展同資本市場語義體系匹配的金融學科。2010年，復旦管院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合作創設了金融工程和金融管理兩個應用型碩士項目；兩個項目課程完全借鑒并覆蓋了美國頂尖商學院金融碩士課程，而這正是為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做準備的。

    即使人才培育的方向已經明確，上海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仍然是任重而道遠的。因為“中國有自己特殊的國情，中國的制度建設過程是一個創新的過程”，陸雄文說。

    “西方貨幣是自由兌換的，中國要在人民幣不自由兌換的背景下開始建設面向全球的金融市場，猶如在仍在運營的舊鐵路系統內發展高鐵，舊軌載新車一定要轉變成新軌載新車。但這一轉軌過程將長達10到20年。”他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