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某些經濟學家提出觀點，認為近年來的工資上漲使企業成本加重，加劇了通貨膨脹，對中國經濟發展起到了負面作用。

　　而實際的情況是，我國勞動人口中龐大的低收入人群工資水平一直處于緩慢增長的態勢，由于收入基數小，收入增長率下的實際工資增加值非常有限，部分勞動務工人員的工資收入甚至處于城市最低生活標準以下。這成為了對社會經濟穩定發展極為不利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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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當認識到，全社會工資水平上升緩慢對經濟發展非常不利。當前，隨著人民幣升值壓力不斷上升，美元不斷貶值，對外貿易對我國GDP增長的貢獻正在逐年下降，以消費拉動內需的方式推動經濟發展被寄予厚望。當前首要的一點就是要增加百姓手中的可支配收入，工資增長無疑是最為基本的和必要的手段。國家發改委有關負責人曾表示，提高工薪階層的工資收入，是收入分配改革的第一步，實行最低工資標準和建立工資增長機制，是實現這一步的關鍵。今年4月，人社部負責人在全國勞動關系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要努力實現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13%以上，職工工資年均增長15%，在“十二五”期間實現職工工資增長翻番的目標。此外，他還提出了另外兩個企業工資增長的目標：企業職工工資增長不低于企業經濟效益增長，企業一線職工工資增長不低于企業平均工資增長。

　　在今年年初發布的“十二五”規劃中，國務院也提出了“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的兩同步目標。不過，從上半年的相關指標來看，全國城鎮居民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6%，但GDP的增速卻達到了9.6%，“兩同步”的目標沒能實現。

　　可是，爭議卻依然隨之出現：如果要設定最低工資、建立工資增長機制，必然會對企業為工人漲工資提出強制性要求，這勢必會增加企業的成本壓力。

　　其實，工資收入增長給企業帶來的勞動力成本壓力可以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減輕賦稅來化解。通過技術創新和技術改造，企業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以獲得更高的單位利潤率，保證職工工資的提升。而減少賦稅，即可使收入分配更多地傾向于一線勞動者，既能夠避免國富民弱，也體現了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更增加了消費拉動內需的內生動力。

　　去年6月，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曾明確表示，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不能把中小企業當作稅收的主要來源。政府要下決心為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型、微型企業減稅減費，進一步減輕中小企業負擔，使其留出更多利潤空間用于員工加薪。

　　事實上，工資增長絕非通貨膨脹高企的推手。在現有的收入分配體制下，正是物價上漲正在逼迫著工資標準的提升。整個社會都面臨著不斷上漲的物價壓力，跑在最前面的顯然是通脹，這逼迫企業不得不加薪留住工人，而在最后追趕的是最低工資標準。

　　在今年的“兩會”上，廣東代表團曾提出：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努力是為了穩定企業用工，因為在外向型制造業發達的珠三角用工荒比較嚴重。這種為穩定經濟而做的努力值得贊賞。

　　由此可見，工資增長的根本原因，首先是來自于通貨膨脹的壓力，其次是來自于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實際上，如果工資水平超過市場水平，就會壓制雇主增加雇員的積極性，而現在我們看到的情況恰恰相反。由于物價過高，收入增長有限，農民進城務工的積極性正在不斷的下降，經濟發達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面臨著越發嚴峻的用工荒。

　　以農民工輸出大省四川為例。2010年人民銀行成都分行曾專門就四川農民工對通脹預期及其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進行了調查，結果表明，認為物價總體上漲的農民工占比高達98.01％。雖然近年來農民工工資有所上漲，但受物價上漲感受和預期強烈因素影響，農民工對務工工資水平的滿意度出現下降，被調查農民工中對務工工資水平“滿意”的僅占19.30％。這造成的結果是：通脹預期降低了農民工外出務工的意愿，短期內將減少勞動力供給。同時，由于通脹預期加快了出省務工人員省內就業的趨勢，進而產生勞動力供給區域間失衡，加劇沿海地區“民工荒”現象。

　　從政府角度講，要加強宏觀調控，合理引導通貨膨脹預期。關注物價過快上漲對就業成本以至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合理把握物價調控政策的力度、節奏和重點，同時要通過提高政策透明度，加強對公眾的宣傳和教育，穩定通貨膨脹預期。

　　同時，要大力改善農民工工資及福利待遇，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保障農民工最低收益。地方政府應該根據勞動力供求狀況、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等狀況，適時、適度調整最低工資標準， 推動農民工工資合理增長。同時，改善農民工福利待遇。通過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消除對農民工的歧視，增加農民工福利收益，增強農民工抵抗就業風險的能力，部分抵消通貨膨脹的不利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