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蹤

    談到對富士康的調研時，潘毅笑著說：“沒完沒了”。這位談吐溫和的潮汕人的真實身份，是一位身體力行的新馬克思主義學者、女性主義倡導者。

    潘毅的研究領域涉及性別、資本全球化、跨境研究等，力主將性別研究和對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的批判結合起來。她從來都切身實踐所堅持的理論——由于贊同馬克思關于家庭消亡的觀點，認為女性解放須著眼于家庭制度的根本性革命，故以單身、不婚、無子女作為女權主義的宣言。在倫敦大學人類學博士畢業(yè)后，潘毅將研究重心放到底層工人的主體性上，與工人同吃同住，客觀描述他們的真實生活，被視為“弱勢者”的代言人。

    “我并沒有特意選弱勢群體做代言，對我來講，這是一條再自然不過的道路：如果我想做研究，我認為中國什么問題重要我就做什么。”顯然，潘毅敏感捕捉到蘋果代工廠富士康的問題，將其視為當下中國社會很重要的一個問題面相。

    2010年富士康連環(huán)跳引爆媒體輿論；是年5月18日凌晨，九位社會學學者聯(lián)名發(fā)表公開信，呼吁各界關注以富士康連環(huán)跳事件為代表的新生代農(nóng)民工問題。潘毅即為九位發(fā)起人之一，與她聯(lián)名的還有北大、清華、中國社科院等大陸多所高校的學者。“當時對富士康員工跳樓自殺的理解，很多都歸于個人心理和精神問題，我們社會學的回應肯定是不同的”，潘毅說。“我們從富士康發(fā)生的悲劇，警示全社會共同反思這種粗放式的、以犧牲人的基本尊嚴為代價的發(fā)展模式。”聯(lián)名信中的這句話，成為潘毅等學者召啟此次調研的基本共識。

    成員招募的過程并不費力。邀請函通過email發(fā)給國內從事勞工研究的學者和組織之后，慕名而來的參與者多到“用不了”。在具體調研方法上，潘毅和同事們做了較多討論，最終決定問卷與訪談并重：通過大范圍問卷調查，在盡可能廣泛的區(qū)域內獲得盡可能多的工人基本信息；再進行一對一訪談，來彌補問卷無法詳盡獲取的個人主觀感受和深度細節(jié)。同時，進廠體驗也是必不可少的環(huán)節(jié)。

    在北京、天津等地的富士康廠區(qū)進行了小規(guī)模預調研之后，潘毅等人對富士康的基本信息有了一定掌握，最終敲定了問卷問題和需要的調研人數(shù)。2010年6月，這個規(guī)劃已久、規(guī)模可觀的民間調研，箭在弦上：調研員60名，多為導師推薦的社會學專業(yè)學生，再加22位來自臺灣的師生，共計82人；調研地點則根據(jù)富士康廠區(qū)的分布，遍布山西、江蘇、廣東等省的14個城市。九位發(fā)起人分赴負責區(qū)域；而深圳的龍華和觀瀾，作為富士康在大陸最大的廠區(qū)，和連環(huán)跳的主要事發(fā)地，理所當然的成為調研重點，也成為各路調研隊會師的終點，由潘毅指揮這關鍵的最后一戰(zhàn)。

    調研前一天，潘毅給從全國各地趕來參與深圳調研的四五十名學生進行了三小時培訓，講解富士康在華發(fā)展過程、工廠管理模式、事業(yè)群和招工，并把長達40余題的問卷逐題過了一遍，讓所有人了解每道題的調查點。最后對整個大團隊進行分組：兩人一隊自動組合，最好是男女搭配；為保證學生安全，任何與調研相關的行動都必須兩人執(zhí)行，禁止單獨行動。

    深圳調研集中進行了一周，七天的調研密度和強度很挑戰(zhàn)常人的想象。

    浩浩蕩蕩四五十人的調研團隊，潘毅著實擔心這樣的大舉動會引來廠方的關注，造成不必要的麻煩。結果證明，她的擔心竟出乎意料的完全多余：幾十個人融進幾十萬人的魚龍混雜的工廠生活區(qū)，非常渺小，渺小得好比汪洋中的一滴水。

    這種渺小感，不僅是潘毅，也是調研員們最經(jīng)常的反饋。

    北大社會學系黃和是深圳調研隊核心成員。在工人晚上下班后，到回去加班前的一小時休息時間里，黃和站在生活區(qū)的天橋上，看工人穿著一樣的制服摩肩接踵地從身邊擠過。自己根本無需移動，會被裹挾著前行。川流不息的移動人群，擠滿整座橋，可以黑壓壓的持續(xù)半小時多，都看不到一點空地。

    富士康廠區(qū)完全封閉，所有生產(chǎn)車間、辦公區(qū)域和大部分宿舍都在廠區(qū)內，刷卡進出。除非進廠，否則要接觸工人做問卷和訪談，只能在廠區(qū)周邊進行。即便條件有限，他們還是很快打開了局面：工人上班的時段按兵不動，在中午一小時和傍晚一小時工人出廠吃飯時，突擊調研。大排檔里等飯的工人們，通常愿意幫忙。有人把填問卷看作幫學生們寫論文，填完還友好的說一句“祝你順利畢業(yè)”；而更多人則將之當作表達意見的機會，會認真的在問卷上填寫希望政府如何改進。問卷調查時談得來的工人，會約到晚上8點下班后或周末再見，續(xù)做訪談。

    “有些工人獨自坐著發(fā)呆，其實也很想有人陪他們聊聊天”，黃和說，個別聊得來的工人會給調研員介紹自己的工友一起來談，但這類情況較少，因為黃和他們發(fā)現(xiàn)，一個工人要在廠區(qū)里找到熟人是非常困難的事：廠區(qū)太大，上不同的班住不同宿舍，想及時找到老熟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工作太忙，有人工作幾個月了連舍友都沒見全，想幫忙介紹訪談對象也有心無力。黃和和同伴們的調研大多都靠偶遇。

    白天調研完，晚上無論多遲，潘毅都堅持召集所有人碰個頭，總結當天遇到的新問題，適時微調方案。問題主要是問卷中存在著部分工人無法理解或很難回答的題目，比如有題問到“平均每天的工作時間會增加百分之幾？”，問百分比工人要算半天，所以調研團很快把問法改成會“增加多少小時”，便于直接作答。

    經(jīng)費，在很多調研中被認為是重要一環(huán)，但在潘毅看來，做富士康調研從開始到現(xiàn)在，“都沒考慮過錢”。一方面是因為，包括她在內的老師們總能從各自的農(nóng)民工相關課題經(jīng)費中撥出一些；另一方面，“每次調研，我們要花的錢也確實不多”。為盡可能接近要調研的工人和他們工作生活的環(huán)境，潘毅和調研員們會就近住在工業(yè)區(qū)旅館，四人一間，日均生活費用約20元，每次調研全部支出也只有數(shù)千元。調研中也有很多志愿者，都是自費來參加調研，“大家好像都沒有考慮過錢的問題”，潘毅回憶道。

    為期一周的深圳調研，在有驚無險中推進著，最終共收集有效問卷1500份，訪談工人200余名，為第一份調研報告的撰寫提供了最主要、最詳實的一手資料。這份名為《富士康輝煌背后的連環(huán)跳》的報告，對富士康使用學生工、廠內生產(chǎn)環(huán)境、生活環(huán)境、工傷狀況和工人自殺狀況等多個問題進行了事實性的回應和一定的學術分析，在2010年10月于香港一經(jīng)出版，便引起民眾極大關注。

    “我們把八十多位調研員收集的資料匯總到五六個核心成員手上，然后把他們都抓到我家，寫了三天三夜，我也變‘血汗工廠’了！”潘毅笑著說。這份報告改了五六次才最終定稿，每位參與組織調研的學者都親自把關修改過。

    這份轟動一時的報告，絕非首次調研的唯一成果；其更大意義在于，為潘毅和調研團隊對富士康進行后續(xù)調研提供了方向，比如富士康西遷過程中，不合理征地和以實習的名義廉價征用大量學生工。

    這一追蹤，持續(xù)到現(xiàn)在，遠沒有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