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工資制度，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盡快扭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

    政府工作報告中這兩句話引起網民強烈關注，他們聯系不久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提出的“最低工資年均增長１３％以上、職工工資年均增長１５％、‘十二五’期間職工工資翻番”規劃，發出了這樣的期盼：這些順應民意的惠民“漲工資”改革目標，如何才能落到實處、逐步縮小收入差距？

    “提低”更要“控高” “倍增長”不能“被增長”

    【網評】在門戶網站上超過１６００００名網友參與有關如何減少收入水平差距的調查顯示，２２。６％的網友認為應提高工資標準、并設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

    【調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不久前公布的報告顯示，目前我國行業間工資差距擴大，平均工資最高的行業金融業為７０１４６元；最低的農林牧漁業為１６７１７元。最高與最低之比為４。２∶１。而在上世紀８０年代，行業間工資收入差距只為１。６—１。８倍。

    【建言】全國人大代表宗慶后認為，工資的“提低”事實上應該和“控高”相結合，更加注重收入分配領域的公平性，調控部分國企高管過高薪酬和某些收入過高行業的工資水平過快增長，努力縮小收入差距，防止居民收入“倍增長”成為統計上的“被增長”，避免惠民政策成為“紙上畫餅”。

    不讓ＣＰＩ“偷”走幸福感

    【網評】“工資”漲得雖快，卻也跑不贏ＣＰＩ。不少網友認為，雖然在過去的一年間自己的收入有所增長，但是“增長感”卻沒多少，高企的ＣＰＩ“偷”走了自己的幸福感。

    深圳網友“家在清風雅雨間”認為，雖然工資增長了，但是卻感覺“口袋里面的錢越來越不頂事了”。希望政府能關心百姓的“錢袋子”問題，漲工資更要漲幸福指數。

    【調查】自四川來長三角地區打工的王樹根給記者算了一筆賬，自己去年工資從２５００多元漲到２８００多元，但是房租從１００多元漲到２００多元，每個月的生活費也從八九百元漲到了１２００多元，“每個月能存下來的錢反而少了兩百來塊。”“漲不漲工資是一方面，關鍵是購買力是不是增強了。”

    【建言】代表委員認為，要真正使居民有“增長感”，除了要讓工資外收入和福利也一起上升外，還需要調控物價，讓工資倍增的實惠落到實處。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出，要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防止價格走勢反彈。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東華大學教授嚴誠忠認為，惠民政策提高了百姓的期望值，要讓這樣的期望轉化成為實實在在的幸福，不僅僅是數字絕對值上的增加可以解決的。“要提高職工工資，更要減少居民工資‘毛增加’和幸福感‘凈增加’之間的差值，不要讓ＣＰＩ綁架了百姓的幸福感。”

    體制內外“漲”聲都要響起來

    【網評】上海網友“方向明”認為，職工收入增長的難點在于如何提高非編制內、非事業單位、非公務人員、非央企人員的收入水平。還有網友擔心，體制內職工能受益于政策，但體制外職工就被“遺忘”。

    此外，新浪網友“格式化”認為，除了要使體制內和體制外職工都得到實惠外，對企業而言，本身并不具有承擔高人力成本的職責，“倍增長”會成為小微企業的“不可承受之重”。

    【調查】記者在東部地區采訪發現，一些企業對“職工工資增長”處于一種兩難境地：一方面，隨著物價水平的走高和部分行業“用工荒”的連年出現，企業用加薪手段吸引員工勢在必行；另一方面，由于原材料成本增加、匯率變動、稅負偏高等因素，企業又在員工增收方面“力不從心”。

    【建言】全國人大代表康厚明認為，職工收入提升是整個收入結構調整的一部分，政府能掌控公務員、事業單位等公共部門的人員收入，因此要防止“政府能掌握的部分漲，而私營企業不漲”的現象，應通過推行勞資雙方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等強化“體制外”職工工資制度的健全和落實，以免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如果一味地要求增加職工的收入，提高企業的用工成本，只‘加壓’不‘減負’，很多中小企業利潤微薄，事實上難以承受，這對實體經濟也是一個打擊。”宗慶后建議，政府在為職工“漲工資”的同時，也要給企業在稅收、物流等方面減減負，保護實體經濟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