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新近出爐的《2011年海歸就業力調查報告》，揭示了海歸的職場生存現狀。雖然調查只是以全國7800余名各行各業的海歸為樣本，不能算多——截止2010年底，僅廣州市的海歸就超過2.9萬人——但窺一斑亦可知全豹。報告說，順利步入職場的海歸們身居要職拿高薪的為數不多，起薪一般在3000元左右，71%的受訪者月薪在3000元－10000元之間；月薪上萬的人只有15%.與此同時，有相當數量的“海待”（海外歸來待業）出現。報告認為，這是“海歸對于薪金的要求越來越趨于理性，不會漫天要價”。其實反過來也可以說，這是社會對海歸的認識回歸了理性。

　　曾幾何時，海歸與人才之間幾乎天然地劃著等號。當然，改革開放之初，出國留學的門檻很高，誰要是能出去，那是令人艷羨不已的；加上國內國外各方面條件的差距都相當之大，肯回來的，可能跟央視龍年春晚導演哈文說的“德藝雙馨”差不多吧。然而不知不覺間，外出的門戶基本上大開了，一不小心，我國還躍升為世界最大留學生輸出國，光廣東每年出國的學生就有3-4萬人，最大的門檻大約就掣肘在一個“錢”字上面。然而有錢的人家要出去，沒錢的人家借錢也要出去，否則如今怎么會有家長期待海歸孩子能很快進入大企業拿高薪以“收回成本”之說呢。耳聞目睹，有些家長估計自己孩子在國內考不上大學或考不上好大學的，算盤一撥，才走一條出洋的路。再加上“西太平洋大學”那類的野雞學校魚目混珠，國門都不用邁出即可披上一身洋皮，唐駿先生的“西太”校友不是被網友翻出了一大批嗎？有名有姓有工作單位，唐駿灰頭土臉了，未知那些人的風光指數如今怎樣。把這些情況歸結到一起，如果對海歸不稍加甄別，仍然以“人才”的老眼光視之，肯定要走眼了。

　　前文所以用“回歸”二字，是因為從前對海歸的認識就有理性的一面。錢鍾書先生《圍城》里方鴻漸、韓學愈都是海歸，兩人還同是“克萊登大學”的校友，買張假文憑，就回來蒙事了。方鴻漸算老實，任何時候都不宣稱自己是博士，求職（包括三閭大學）材料也諱言這一點；韓學愈就不同了，借此招搖撞騙，還混上了歷史系主任。閱讀這部小說不難領悟，作者對韓學愈是怎樣的厭惡。再往前，清代筆記《萇楚齋四筆》里也有一段關于海歸的并非文學作品的文字：“光緒末年及宣統初年，國朝名器之濫，為歷代所未有，動輒賞幾品京堂，或調部授丞參。乳臭未干者，多亦蒙此恩澤，龐然自大”；這當中，“洋翰林、洋進士、洋舉人嘖嘖在人耳目，尤可笑者，日本留學生多有未入學堂，只購各校講義一部，作為校外生，不知如何，亦得文憑”。“光緒末年及宣統初年”是20世紀初，而中國第一批官費留學生1872年才派出去，也就是說，區區30來年的功夫，已經有不少弄虛作假的海歸了。一句“尤可笑者”，亦不難見時人的蔑視。

　　由海歸想到如今各地動不動就提引進人才，從國外引，從省外引，從校外引，等等，不惜一擲千金，你爭我奪。其實，還是應當把眼光放到近前一點，發掘一下身邊，真的沒有人才還是如王莽時期桓譚的所言“凡人賤近而貴遠”。按我的理解，對這個“凡人”的解釋恐怕不是對應“偉人”的那種人，而該是“凡是人”。真這樣的話，眼睛向外的狀況，還要尋文化之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