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經濟之聲《天下公司》報道，哪個地方的老百姓腰包最鼓？誰的錢袋子跑贏了CPI？居民的幸福感能和GDP一起起飛嗎？在全國兩會召開之際，這樣的話題被各大媒體津津樂道。

    而我們看到的數據卻是，去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了14.1%，剔除了價格因素之后，比2010年的實際增長率提升了0.6個百分點。但是有調查表明，在CPI持續走高的背景下，去年城市居民對自己收入的滿意度比前兩年下降了15.8%.

    收入分配問題是這幾年社會廣泛關注的老問題，在今年兩會前夕，在一項兩會十大熱點問題的網上調查中，收入分配問題高居第二位。回顧近年的兩會調查，收入分配的關注度一直位居前五位，2011年個人收入排在第四位，與收入分配相關的貧富差距排在第五位。可以說，關于收入分配問題的關注度呈現出年年上升的趨勢。

    經濟之聲《十大評論員看兩會》，特別請到著名的財經評論員葉檀，來為大家評說兩會熱點，洞察財經大勢。

    收入差距為何越擴越大？

    錢袋子問題，是經濟的問題，更是民生的問題。最近這一項針對北上廣三座城市居民的收入現狀調查就顯示了，第一收入群體的收入上升比例不足30%，而高收入群體中這一比例則接近60%，居民財富的積累呈現出窮者越窮，富者越富的分化趨勢，這一效益也被西方經濟學稱為“馬太效應”。我國政府對于推進分配制度改革工作，已經開展了不短的時間，為什么居民的收入增長仍然呈現出“馬太效應”的端倪呢？

    葉檀：我想主要是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個方面的原因是因為此前的很多年，從美國到中國，貨幣發行量都太大，在這樣的一個資本時代，通常越有資金的人，通過一些虛擬的經濟可以得到更大的收入。而你從事實體經濟，尤其是一般的工作者，在企業里面收入相對增長是非常慢的，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多貨幣的環境下，總體來說不利于實體企業里面工人薪酬的增長，也因此擴大了收入差距。

    第二個原因是城鄉之間各個行業之間，在行業內部不同的就業群體之間，他們的收入差距擴大得越來越大。比如說金融行業跟一般的制造企業之間，或者是在石油行業領域里，沒有正式編制的工人跟那些有編制的，然后是比較輕松的管理人員之間，收入差距會非常大，這就牽扯到收入不公平的問題。

    第三個方面的原因是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長要快于居民的增長，也會導致這方面的結果。

    結構性減稅將帶來什么？

    還有一個觀點，是全國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團的董事長宗慶后提出的，認為我國當前整體的稅費水平過高，稅種過多，企業不堪重負，同時也因為這樣的原因導致了目前企業員工的收入難以提高。是這樣么？

    葉檀：我們國家的稅務部門計算方法可能跟一些其他的研究機構不太一樣，但是總體而言，稅費水平是比較高的。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有兩個辦法來取決這個問題，我們一直在說結構性減稅，所謂結構性減稅，就是給實體企業，比如說那些小微企業進行一個稅費的清理，給他們減稅。

    還有一個是對于中低收入階層進行減稅，來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購買力。這兩個方面是結構性減稅的重點。

    這些稅收如果減掉的話，對于老百姓來說，能夠獲得實實在在收入的變化嗎？

    葉檀：給企業減稅，從經濟上來說，有一個比較直接的效益。由于經濟學理論認為，減稅之后會使經濟上升，企業盈利水準提高，并可以雇傭更多的工人，而且可以支付給工人更多的工資，這樣就通過經濟的發展，來解決就業不足和分配不公平的問題，這是一種比較主流的理念。從這方面來說，由于我們大部分的就業都是靠民營企業中小企業來解決的，所以是可以解決大部分的就業問題，也可以通過就業來解決收入不公平的問題。

    另一方面的減稅是直截了當的，其實是二次分配方面的問題。比如說，我們現在財產性收入，擁有十套房子，你在市場上賣掉八套之后，你事實上可以獲得非常大的財產性收入。這個時候是不是應該征收資本利得稅。比如你擁有一些原始股，甚至沒有花成本就在證券市場獲得了幾千萬的收入，對于這部分是不是應該有一個稅收的考慮。

    而對于中低收入階層來說，一個月3000塊錢或者是4000塊錢的工資，是不是應該根據CPI的上升幅度來掛鉤，來提高他的最低工資的水平，這個也是減稅的方面，就是個人所得稅按照家庭來征收，或者是按照購買力來征收，這也是減稅比較重要的一個方面。

    工資協商制需要制度支持

    還有一種說法，是要提高建立工資的協商制度，這種制度能夠提高公民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您覺得這樣的方法是不是一個可行的辦法呢？

    葉檀：工資協商制度當然是辦法之一，但是在工資協商制背后，是需要有制度支撐的，不可能是個別的工人去跟企業主或者是去跟大企業進行協商，必須要有一個組織的支撐，就是誰代表工人去跟企業去協商，這個是比較重要的；第二在協商的過程當中到底是用什么秩序來規范雙方，可以有一個公平博弈的平臺，給工人協商的權利也給企業家討價還價的權利，最終達到最高的社會效率，這個也比較重要。所以還有一種方法是目前實行的最低工資，包括像廣東上海北京這些省市自治區每年的最低工資的收入水準都在往上調。

    上調的標準是什么？是不是有科學協商的機制，也是未來要關注的焦點；還有一點需要強調的，也就是說在二次分配里面要兼顧公平和效率，要給各方說話的機會，絕對不是劫富濟貧的概念，而是促進社會效率更高，讓各方得到更加公平，更加大的一個說話空間和博弈平臺。

    “馬太效應”應該說不是中國本國特有的現象，在西方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也出現過很多次。“馬太效應”在西方國家有沒有解決的經驗？對于中國有哪些值得借鑒？

    葉檀：解決馬太效應，其實西方是有經驗教訓的，從教訓來看大家都知道的是上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當時是整個的收入分配特別的不均衡，然后貧富差距過大形成了一個鴻溝，到最后變成生產過盛和社會的購買力極端的低下，所以導致了經濟危機也導致了金融危機，30年代主要是通過羅斯福的新政建立一個基本的社會保障體制，政府插手建立一些基本的規章制度這樣的方法來解決的，也通過戰爭來解決的一些產能過剩。

    這一次我們知道，從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也是因為馬太效應，包括美國中國香港地區在內，整個收入分配差距非常大，在金融危機之后我們看到了一連串的現象，比如說對于中低階層的稅收的優惠政策，在美國或者其他國家還有給一些消費及優惠的貸款，我們還看到了對于資本項目比如華爾街的高薪的清算，或者是重新建立金融方面的規則，這些方面都是目前已經在做的方面，而且對于金融方面的征稅，在歐洲已經是處于一個比較嚴厲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