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皇太極不僅是一個文武雙全、智勇兼備的優秀君王，而且也是一位求賢若渴，善于惠政攬人、敢于大膽用人、能夠充分信任和器重人才的卓越領導者。在他統治的17年里，他充分認識人才的重要作用，積極采取有效措施，廣攬滿、漢、蒙古（尤其漢族知識分子）各族人才，并委以重任，給他們提供施展才華的政治舞臺，從而為清兵入關奪取全國政權、代明而立奠定了堅實的人才基礎。
　　清太宗深知人才的重要性，他在建立“大清國”之后即實行開科取土，為興盛大清暢通薦才渠道。即便在殘酷的戰爭年代，他也時刻不廢渴求人才拳拳之心，并一再提醒部下：“惟多得人為可喜耳。金銀幣帛，用之有盡，如收得一二賢能之人，堪為國家助力，其利賴寧有窮乎？”
　　為了從更大范圍延攬天下英才而用之，明崇禎八年，后金（清）天聰九年，亦即1635年，他面向全國下達了不拘一格網絡天下英才的《薦賢詔》：朕惟圖治以人才為本，人臣以薦賢為要。爾滿、漢、蒙古各官果有深知灼見之人，即當悉行舉薦。所舉之人，無論舊歸新附，及己仕未仕，但有居心公正、克服任使者，即呈送吏部；有通曉文藝，居心公正、足備任使者，即呈送禮部。該部貝勒奏聞，朕將量才錄用。天下才全德備之人，實不易得。但能公忠任事者，其速行舉薦。
　　從清太宗的《薦賢詔》，我們可以看出皇太極用人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用人不拘一格。滿、漢、蒙古不分區別，但凡有才之士，皆在舉薦之列。不分舊歸新附，也不論是否及仕任職，發現足可任事者，都可大膽啟用。所攬人才，不論才能高低，不以求全責備論之。能克勝任使者用，足備任使者亦用，并不企求找到與任用完美無缺之人，頗具清醒而務實的用人之風。
　　二、用人標準明確。國家以人才為本，大臣以薦賢為要，君臣合心，通力延攬人才。在清太宗皇太極的眼里，他的總體標準是“賢”。具體而言，就是重視居心公正，要求忠誠官事，看重克勝任使。也就是說，他用人首重其德，次重其忠，更重其才，力求才堪任用，能夠有助國事。
　　三、量才錄用，信任器重。清太宗非常重視人才作用的發揮，尤其他深知在清兵入關、奪取政權的道路上，知識分子尤其漢族優秀知識分子的幫助和作用絲毫也不能忽視。因此對漢族知識分子不管是舉家投靠者還是單身投靠者，他都一律恩養厚待，并根據其德能表現，對其中杰出人才委以重任，充分信任，讓他們參與機務，給他們提供活動舞臺，讓他們充分施展才華，助推大清國日漸強盛。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對范文程的使用。
　　范文程是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后，胸懷文韜武略，腹有治世良謀。皇太極深知范文程是個難得的政治人才，因此對范文程特別器重和信任，任命他為內秘書院太學士、進世職二等甲喇章京，凡事都注意充分發揮他的聰明才干：官員議政方案，征求他的意見；議政不決，與其議之；范文程參與議決的事情一律簽署批準；范文程病，重大問題等待他裁決；范文程起草的重要文書“乃不復祥審”，悉信“當無謬也”。君臣信任之深，堪為歷代典范。清太宗重視人才，重用人才，敢于大膽使用漢人，在當時的歷史背景條件下，可謂勇氣、膽識、視野、胸襟、魄力、氣度都令人贊嘆。
　　當前我國正處于改革的關鍵時刻，企業深化改革也進行到了攻堅破難的新階段，各行各業都需要大批公正廉潔、才有專長、堪能擔任的優秀人才，我們的各級領導干部都應該像清太宗皇太極那樣求才急進，慧眼識任，器重信任，善加關懷，努力營造一個人才輩出，才居適位，才盡其用的良好環境，全面推進我國和諧社會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