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工資怎么漲才正常？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 蘇海南

    縮小低端崗位與其他崗位的差距

    讓普通職工的工資增長稍快于平均工資的增長

    壟斷行業的工資要慢漲、少漲

    國務院近日印發的《關于批轉促進就業規劃（2011—2015年）的通知》（下稱《通知》）提出，“十二五”期間，我國將形成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職工工資收入水平合理較快增長，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13%以上，絕大多數地區最低工資標準達到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40%以上。

    這是對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中第三十二章“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有關戰略部署的進一步具體化。

    縮小低端崗位與其他崗位的差距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以年均9.9%的經濟增長速度快速發展。但是，高速發展的背后，城鎮從業人員工資水平卻總體增長偏慢，部分職工工資增長速度跟不上物價上漲速度，并由此導致部分勞動者實際生活水平下降。

    《通知》提出，“十二五”期間我國將形成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職工工資收入水平合理較快增長，是切合實際的一項重要戰略決策；同時也跟“十二五”規劃綱要有關整體要求一脈相承。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面很寬，既涉及勞動報酬和非勞動報酬分配，也涉及財富分配；既涉及收入分配流量，也涉及財富存量；勞動報酬分配中包含了工資分配，其制度改革是整個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組成內容之一，而工資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建立職工工資的正常增長機制，這是為了更好地貫徹落實“十二五”規劃綱要所確立的“兩個同步”原則——居民收入增長和國民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

    《通知》還提到了兩個量化指標，一個是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13%以上，一個是絕大多數地區最低工資標準達到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40%以上。這兩個指標也是來源于“十二五”規劃綱要。

    我國實行最低工資制度是在1994年，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最近四五年來，我國調整最低工資標準的速度在逐年加快。之所以提出增長13%以上，就是要使最低工資的提高速度適當快于社會平均工資的增長速度，這樣就會使低端勞動者的工資水平與社會平均工資保持在一個合理的、應有的差距范圍內。

    適用于最低工資制的勞動者范疇，一般是農民工和勞務派遣工中那些低端崗位勞動者，這些低端崗位原來與其他崗位的工資水平差距拉得比較大，這種情況不符合我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特別是小平同志所講的“共同富裕”的要求。因此，合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讓低端工作崗位的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合理提高，縮小低端崗位與其他崗位的工資差距，讓低端勞動者體面地、有尊嚴地勞動和生活，是新時期的一項重要工作。

    就“十一五”時期看，最低工資標準累計調整了3.2次，年均增長了12.9%（其中含2009年金融危機暫停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因此，“十二五”期間如沒有大的國際經濟危機沖擊，這一預期性指標是完全能夠實現的。

    第二個指標是絕大多數地區最低工資標準達到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40%以上。提出這個數字是有國際經驗可以參考借鑒的。國際上大多數國家都實行了最低工資制度，這些國家的最低工資標準大體上都相當于社會平均工資的40%～60%.我國作為剛剛進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國家，在“十二五”期末，也就是2015年，最低工資標準達到社會平均工資的40%以上，既有這個需要，也具有可行性。

    一些人對最低工資標準相當于社會平均工資比重有些誤解，認為目前我國的最低工資標準僅相當于社會平均工資的百分之二十幾，不到百分之三十。這是一個誤判。他們是將最低工資標準同城鎮非私營企業在崗職工的平均工資進行對比，這樣對比確實差距比較大。但是同城鎮從業人員（包含非私營企業和私營企業員工等）平均工資相比，目前絕大多數地方已超過30%，有些已達到34%～35%，所以用5年時間讓絕大多數地區最低工資標準達到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40%以上，不說肯定實現，至少是難度不大。

    普通職工工資增長要快

    除了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13%的指標外，對用人單位各類中、低層級的勞動者的工資，在勞動生產率提高、企業經濟效益增長的基礎上，也要有一個合理的增長。這也是貫徹“十二五”規劃綱要關于兩個同步中第二個同步，即“勞動報酬增長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的總體要求的需要。

    之所以提出社會各類中、低層級的勞動者的工資要合理增長，主要是基于我國現行工資分配和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對此應進行調整的需要。在企業經濟效益增長的基礎上，根據不同行業、企業的情況，主要通過建立勞資平等協商制度來形成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其中，尤其要把中低端崗位勞動者工資增長作為集體協商的重要內容，保證他們在企業平均工資水平提高的同時，能夠有稍快一點的增長，從而縮小現行不合理的工資差距，以促進調整現行不合理的工資分配關系。

    政府應幫助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改善生產經營環境，進一步減輕其稅費負擔，使之有能力給員工合理增加工資，又不危及企業的生存發展，資方也能獲得合理的利潤。對于國有企業，則需按照工資總額預算管理等辦法來區別安排其工資的增長。從整個社會的平均工資增長速度來看，就是要使“勞動報酬增長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但不同行業、企業、層級的員工工資增長則應有所不同。其中，重點是讓普通職工的工資增長稍快于平均工資的增長。

    對于工資增長，國家只是提出了“兩個同步”的基本方針和原則。需要強調的是，在具體落實時，在初次分配領域，政府決不能用強制性的行政手段去要求企業漲工資，不能走計劃經濟的老路子，必須用市場經濟的方式方法來貫徹。

    企業職工工資的增長，除了低端崗位勞動者的工資必須隨最低工資標準提高相應執行外，其他員工工資的正常增長，非國有企業應該采取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方式，參照工資指導線并結合本行業企業經濟狀況由勞資雙方平等協商；而國有企業一般采取工資總額預算管理的辦法安排工資增長。

    不論采取何種方式增加職工的工資，都必須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的增長為基礎。這才是貫徹落實“兩個同步”基本方針的正確途徑。

    按照《勞動合同法》，各類企業都可以實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而重點要做的領域在非公企業，因為非公企業普遍沒有形成一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的機制。但在國有單位，則要根據具體情況區別對待。某些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可以通過工資集體協商合理調整企業內部工資結構，提高農民工、勞務派遣人員的工資水平，理順內部分配關系；而一些壟斷行業企業，更多地需要實行廠務公開，加強工資分配管理和監督，而不是要求他們去漲已經很高的工資。

    壟斷行業的工資要慢漲、少漲

    近幾年社會輿論對壟斷行業的高薪問題口誅筆伐，批評部分央企工資水平過高，增幅過快。特別是近年來諸如電信、金融等行業職工的過高收入，已成為公眾非議焦點，甚至有人把國資委管轄下的煤、電、油、運等行業，稱之為“十二豪門”。

    “豪門盛宴”之所以遭遇“非議”，是因為這種“盛宴”的資金來源主要不是企業平等參與市場競爭而形成的收入，而是以國家政策和行政力量為主導產生的收入。在行業壟斷下，誰擁有壟斷權，誰掌握了壟斷資源，誰的工資福利就高、待遇就好，這已是現有工資分配秩序的一個“潛規則”。

    壟斷行業超出勞動貢獻所獲得的高收入，理應進行調節。國際上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和不少發展中國家，對國有企業的工資水平都是進行控制的，不能由其自己說了算。我們國家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然也不應例外。

    簡言之，我國高收入的壟斷行業的工資就是要慢漲或少漲，有些個別的壟斷行業可以暫時不漲，因為已經遠遠超出它的勞動貢獻報酬。

    值得肯定的是，從2009年開始至今，國資委對央企薪酬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對央企工資實施“雙控制”：工資總量的控制和人均工資的控制，其目的就是要縮小行業工資差距。國資委對央企實行工資雙控，據我所知還沒有全部完成，還在繼續落實之中。因此，方向應堅持，初步效果也值得肯定，今后應進一步做好有關調控工作。

    工資分配制度改革只是整個收入分配改革的一部分，要全面解決我國的收入分配關系不合理和貧富差距擴大問題，需要在更寬廣的領域進行標本兼治的改革。

    外國的最低工資

    歐盟

    有升有降

    歐盟范圍內，有18個國家規定了最低工資的底線。沒有規定的國家，也都通過產業間的協議保證“最低工資”。日前，在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的督促下，希臘被迫將最低工資下調22%，以刺激就業增長。而30萬葡萄牙民眾則在首都里斯本舉行示威游行和集會，抗議當局的經濟緊縮政策嚴重損害勞動者權益，并要求提高最低工資。

    美國

    以消費者購買力指數為參考

    美國的最低工資是時薪7.25美元。最低工資標準最早以物價指數為依據，而后主要以消費者購買力指數為參考，其主要目的是保障貧困人口的日常生活。

    俄羅斯

    10年漲了32倍

    俄羅斯的最低工資標準為每月4611盧布（約合人民幣1055元）。普京表示，目標是縮小最低工資標準和最低生活保障線之間的差距。自2000年來，俄羅斯最低工資標準已經增長了32倍。

    巴西

    調整最低工資來穩定內需

    2012年１月１日起，巴西將全國最低工資標準提高14%，達到622雷亞爾（約合334美元）。去年２月，巴西國會通過法律，規定在未來４年里每年調整一次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幅度參考通脹水平，以及上一年的經濟增長速度。經濟界人士認為，在外部經濟形勢惡化的情況下，調整最低工資有利于穩定內需。

    印度

    最低工資立法有助于控制人口流動

    2012年，印度政府將重拾55年以前的提案，商討將最低工資與食物、衣服、燃料和住房等價格相掛鉤。印度職工聯盟秘書長表示，將國家最低工資標準立法有助于控制人口向大城市的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