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個商人的風雅生活
來源：發布時間：2008-03-20
我和音樂界有著極深的淵源，朱里奇夫婦是我的伯樂，譚盾是我哥兒們，吳雁澤是我的老師，但其實我并沒有專門學過唱歌，我是自學成才。
小時候，收音機就是我的老師，那時候經常放樣板戲，我就在一旁跟著模仿。13歲那年，居然成為我們那所中學里唯一考上地區京劇團的學生。那年頭的口號是“唱革命戲做革命人”，對于學校來說，出一個這樣的學生也是個不小的榮耀。學校里來做我們家里的工作，希望我能夠進入京劇團，雖然我的父母并沒有對此表示異議，但在舅舅的強烈反對下，我終究還是未能成為梨園弟子。
說到我的父母，他們的職業與音樂毫無關系。不過附近工廠的叔叔有人喜歡唱戲拉二胡，雖然都是業余愛好，但其中不乏高手。我對音樂的愛好，或多或少也會受到他們的影響。有一個人我不能不提，那就是《瀏陽河》的作者——朱里奇。他曾在我們湘潭的一個石棉廠當工人。那時候我剛15歲，進了工廠的宣傳隊，恰好朱先生的兒子張思哈是我特別要好的朋友，我一下班就跑到思哈家去玩。有一次思哈彈鋼琴，拉我唱《紅星照我去戰斗》。朱先生夫婦在隔壁聽到便趕忙跑過來，說：“你音準特別好，音色也不錯，應該練唱歌。”那應該是第一次有人發現我的唱歌天賦，給我增加了很多信心。
你不得不承認，音樂就是有這樣的力量，可以很自然地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一次我在美國坐出租車，因為趕時間，我只得催促司機開快一點，起初司機表現的并不積極。后來，我看到他的名字才知道他來自前蘇聯，就告訴他，我會唱蘇聯歌。沒想到司機一拍即合，于是我們兩個人就一個用中文，一個用俄語，唱了一路。司機也熱情地幫我抄近路，等到下車時，他拒絕了我的小費，給了我一個擁抱，他說：“You are my friend, my brother.” 直到現在我去紐約還經常打電話找他。
還有一次，我和幾個投資人一起到頤和園吃飯，出來看到有人唱京戲，我便上前與幾位專業人士一起唱起沙家浜的《智斗》，那是我小時候的拿手段落。這下，在場的所有投資人，紐約的銀行家都知道了，“Hugo is a Peking Opera singer.”
其實真正吸引我的，是聲樂的藝術。歌唱家吳雁澤，已年屆高齡，可當你閉上眼睛聽他唱歌的時候，會感覺他的聲音依然那么年輕，那么漂亮。我依然記得自己當年對有吳雁澤出演的《百花爭艷》曾經何等癡迷，每次劇院演出都場場不落。
多年以后，我終于得以見到了吳先生本人。那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正值中法文化年之際，吳先生所在的中國音樂家協會正在籌辦一場在法國的中國古樂器展覽，誰知預算卻少了30萬，古樂器沒有保險費。發運時間迫在眉睫，吳先生心急如焚。或許這便是上天安排的機會，讓我在這個時候見到了吳先生，也借機“假公濟私”了一把。我對吳先生說：“我愿意提供30萬的贊助，但是有個條件，您要教我唱歌。”吳先生哈哈大笑，欣然應允。于是，吳先生便成了我的老師，我的朋友。
后來我在母校湖南大學捐資設立“演唱中國歌曲獎學金基金會”,曾經有過用吳雁澤的名字命名的想法，因為我相信，在很多地方都有像我當年那樣迷戀吳老師這樣專業唱法的歌手，或許我不會有機會成為一名真正的聲樂演員，但我愿意看到自己曾經的夢想在別人身上實現。
（整理·孫雅男）
風雅：畫
張寶全 理想的生活模式
口述·北京今典房地產公司董事長張寶全
雖然房地產給我帶來了令人羨慕的財富，但如果要讓我在地產商和藝術家這兩個身份之間選擇一個，我會選后者。當然，這要在能排除掉一切干擾的情況下。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沒有不需要吃飯的藝術家。
至今還記得我中學時代的美術老師殷木呂樵。他是鎮江的一位畫家、書法家。
小時候我特別喜歡搜集“洋畫”，就是當年的小孩常用來拍著玩的那種，上面是用中國畫的筆法畫的各種動物。上中學的第一堂美術課，老師讓我們畫一張版畫，內容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畫完后我覺得看起來有些呆板，就比照著“洋畫”，用毛筆把它改成了中國畫。第二天，殷老師很興奮地到我們班上，問誰是張寶全，然后就讓我領頭成立一個美術小組。
然而，這樣一位深諳書畫之道的藝術家，也不得不在生活面前低頭。因為曾經是國民黨少校，“出身”不好，所以殷老師一生都在小縣城里當老師，生活過得很拮據，但他很少向別人求助。只有一次，在我中學畢業后當木匠時，有一天去看望他，他好像要跟我說什么，但半天都沒說出口，后來還是和師母兩人互相補充才說明白，是想跟我借10塊錢。
那時10塊錢不少呢，我那時一年才能拿60塊錢，不過這60塊錢是我們家的主要經濟來源了，每次領了錢后我都直接交給母親，自己每天只從母親那里領一毛錢吃午餐。所以我還不敢馬上答應，說要回家跟母親商量一下。母親馬上讓我把這10塊錢送給老師，就不說什么借了。
想起這件事我就覺得心酸，一個畢生追求藝術精魂的知識分子，為了10塊錢，不知道要在內心做多么艱難的思想斗爭。
在我下海之前，是比較喜歡從事藝術文化的人，但當我發現因為錢，很多我想要的東西不能實現的時候，我就開始從憎恨錢，到想征服錢。剛下海的時候，我只是想賺50萬，然后用這筆錢做我喜歡的藝術。
藝術家和商人的相同點是敏感，不同點就是浪漫和風險。藝術家有浪漫氣息，但缺乏對風險的分析，埋頭苦干往往會吃苦頭；商人善于規避風險，但一定程度上缺乏靈感，而二者的結合，才是理想的模式。
一個人能做自己喜歡的事最好，做自己喜歡的事又能賺到錢更好。其實，無論是做藝術家還是做商人，風險與機遇都隨時存在。關鍵是，風險過大的時候何必逆風而行？委曲求全有時候比慷慨前行更重要。比起那些還在宋莊掙扎著的畫家們，我的事業與夢想能夠齊頭并進，不是更好？
（整理·羅影）
風雅：圍棋
陳沛 淡定在黑與白中
口述·中國搜索總裁陳沛
我的啟蒙老師就住我家樓上。那時一到寒暑假，他把院里的小孩召集起來，在體校辦個圍棋學習班。我學圍棋，其實就是那會兒的科班培訓了。
上大學后拿了兩屆的圍棋冠軍，后來參軍到了四川，又代表部隊參加全軍的團體比賽，再后來，我到了北京參加比賽，成為圍棋業余五段。當時業余棋手定段位不像現在一樣可以直接定，我是經過比賽打出來的，12個人，要贏9個才能被定為五段。
五段是北京能授予的最高段位，也是我圍棋生涯的頂端了。其實，我也想過成為職業棋手，但那意味著成功的道路更狹窄，因為一個職業棋手如果拿不到全國冠軍或者世界冠軍，就是很不成功的。我還是有自知之明，要打到六段以上就能參加全國比賽，我基本上沒什么機會，所以就放棄成為專業棋手了。
不過當時有個棋友跟我說，你這棋要是不去打比賽那太可惜了，他主動推薦我去比賽。我想想也是，下棋總得有個目標吧，于是計劃三年內打進北京前十名，可我運氣比較好，在定了五段的第二年就拿到了北京冠軍。
那是1990年前后的事兒，比賽剛開始我就順風順水的一路過關斬將，再加上有兩三個很厲害的棋手沒來參賽，所以我意外地闖進了決賽。決賽那盤棋讓我印象很深，對手也是個五段，基本上是勢均力敵，下得很艱難，最終我以半目的最小優勢贏得了比賽。雖然拿冠軍有些運氣的成分，但還是很興奮，不管怎么說這是我吹牛的資本啊。
自從做了互聯網，我就很少下棋了，因為太忙，這個產業把你逼到天天要工作的狀態。圍棋是動腦子的活動，不能白天工作累完了，晚上還動腦子下棋。再加上下到我這種程度，棋友就少了，有人找我下棋，我的規矩是一般三段以下不下，因為水平差距太大，也容易降低我的棋藝。我不像有的人只是把圍棋當作消遣娛樂，輸贏無所謂，我的習慣是每盤棋都要認真下，所以我不太在網上下，因為太草率。
小時候，收音機就是我的老師，那時候經常放樣板戲，我就在一旁跟著模仿。13歲那年，居然成為我們那所中學里唯一考上地區京劇團的學生。那年頭的口號是“唱革命戲做革命人”，對于學校來說，出一個這樣的學生也是個不小的榮耀。學校里來做我們家里的工作，希望我能夠進入京劇團，雖然我的父母并沒有對此表示異議，但在舅舅的強烈反對下，我終究還是未能成為梨園弟子。
說到我的父母，他們的職業與音樂毫無關系。不過附近工廠的叔叔有人喜歡唱戲拉二胡，雖然都是業余愛好，但其中不乏高手。我對音樂的愛好，或多或少也會受到他們的影響。有一個人我不能不提，那就是《瀏陽河》的作者——朱里奇。他曾在我們湘潭的一個石棉廠當工人。那時候我剛15歲，進了工廠的宣傳隊，恰好朱先生的兒子張思哈是我特別要好的朋友，我一下班就跑到思哈家去玩。有一次思哈彈鋼琴，拉我唱《紅星照我去戰斗》。朱先生夫婦在隔壁聽到便趕忙跑過來，說：“你音準特別好，音色也不錯，應該練唱歌。”那應該是第一次有人發現我的唱歌天賦，給我增加了很多信心。
你不得不承認，音樂就是有這樣的力量，可以很自然地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一次我在美國坐出租車，因為趕時間，我只得催促司機開快一點，起初司機表現的并不積極。后來，我看到他的名字才知道他來自前蘇聯，就告訴他，我會唱蘇聯歌。沒想到司機一拍即合，于是我們兩個人就一個用中文，一個用俄語，唱了一路。司機也熱情地幫我抄近路，等到下車時，他拒絕了我的小費，給了我一個擁抱，他說：“You are my friend, my brother.” 直到現在我去紐約還經常打電話找他。
還有一次，我和幾個投資人一起到頤和園吃飯，出來看到有人唱京戲，我便上前與幾位專業人士一起唱起沙家浜的《智斗》，那是我小時候的拿手段落。這下，在場的所有投資人，紐約的銀行家都知道了，“Hugo is a Peking Opera singer.”
其實真正吸引我的，是聲樂的藝術。歌唱家吳雁澤，已年屆高齡，可當你閉上眼睛聽他唱歌的時候，會感覺他的聲音依然那么年輕，那么漂亮。我依然記得自己當年對有吳雁澤出演的《百花爭艷》曾經何等癡迷，每次劇院演出都場場不落。
多年以后，我終于得以見到了吳先生本人。那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正值中法文化年之際，吳先生所在的中國音樂家協會正在籌辦一場在法國的中國古樂器展覽，誰知預算卻少了30萬，古樂器沒有保險費。發運時間迫在眉睫，吳先生心急如焚。或許這便是上天安排的機會，讓我在這個時候見到了吳先生，也借機“假公濟私”了一把。我對吳先生說：“我愿意提供30萬的贊助，但是有個條件，您要教我唱歌。”吳先生哈哈大笑，欣然應允。于是，吳先生便成了我的老師，我的朋友。
后來我在母校湖南大學捐資設立“演唱中國歌曲獎學金基金會”,曾經有過用吳雁澤的名字命名的想法，因為我相信，在很多地方都有像我當年那樣迷戀吳老師這樣專業唱法的歌手，或許我不會有機會成為一名真正的聲樂演員，但我愿意看到自己曾經的夢想在別人身上實現。
（整理·孫雅男）
風雅：畫
張寶全 理想的生活模式
口述·北京今典房地產公司董事長張寶全
雖然房地產給我帶來了令人羨慕的財富，但如果要讓我在地產商和藝術家這兩個身份之間選擇一個，我會選后者。當然，這要在能排除掉一切干擾的情況下。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沒有不需要吃飯的藝術家。
至今還記得我中學時代的美術老師殷木呂樵。他是鎮江的一位畫家、書法家。
小時候我特別喜歡搜集“洋畫”，就是當年的小孩常用來拍著玩的那種，上面是用中國畫的筆法畫的各種動物。上中學的第一堂美術課，老師讓我們畫一張版畫，內容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畫完后我覺得看起來有些呆板，就比照著“洋畫”，用毛筆把它改成了中國畫。第二天，殷老師很興奮地到我們班上，問誰是張寶全，然后就讓我領頭成立一個美術小組。
然而，這樣一位深諳書畫之道的藝術家，也不得不在生活面前低頭。因為曾經是國民黨少校，“出身”不好，所以殷老師一生都在小縣城里當老師，生活過得很拮據，但他很少向別人求助。只有一次，在我中學畢業后當木匠時，有一天去看望他，他好像要跟我說什么，但半天都沒說出口，后來還是和師母兩人互相補充才說明白，是想跟我借10塊錢。
那時10塊錢不少呢，我那時一年才能拿60塊錢，不過這60塊錢是我們家的主要經濟來源了，每次領了錢后我都直接交給母親，自己每天只從母親那里領一毛錢吃午餐。所以我還不敢馬上答應，說要回家跟母親商量一下。母親馬上讓我把這10塊錢送給老師，就不說什么借了。
想起這件事我就覺得心酸，一個畢生追求藝術精魂的知識分子，為了10塊錢，不知道要在內心做多么艱難的思想斗爭。
在我下海之前，是比較喜歡從事藝術文化的人，但當我發現因為錢，很多我想要的東西不能實現的時候，我就開始從憎恨錢，到想征服錢。剛下海的時候，我只是想賺50萬，然后用這筆錢做我喜歡的藝術。
藝術家和商人的相同點是敏感，不同點就是浪漫和風險。藝術家有浪漫氣息，但缺乏對風險的分析，埋頭苦干往往會吃苦頭；商人善于規避風險，但一定程度上缺乏靈感，而二者的結合，才是理想的模式。
一個人能做自己喜歡的事最好，做自己喜歡的事又能賺到錢更好。其實，無論是做藝術家還是做商人，風險與機遇都隨時存在。關鍵是，風險過大的時候何必逆風而行？委曲求全有時候比慷慨前行更重要。比起那些還在宋莊掙扎著的畫家們，我的事業與夢想能夠齊頭并進，不是更好？
（整理·羅影）
風雅：圍棋
陳沛 淡定在黑與白中
口述·中國搜索總裁陳沛
我的啟蒙老師就住我家樓上。那時一到寒暑假，他把院里的小孩召集起來，在體校辦個圍棋學習班。我學圍棋，其實就是那會兒的科班培訓了。
上大學后拿了兩屆的圍棋冠軍，后來參軍到了四川，又代表部隊參加全軍的團體比賽，再后來，我到了北京參加比賽，成為圍棋業余五段。當時業余棋手定段位不像現在一樣可以直接定，我是經過比賽打出來的，12個人，要贏9個才能被定為五段。
五段是北京能授予的最高段位，也是我圍棋生涯的頂端了。其實，我也想過成為職業棋手，但那意味著成功的道路更狹窄，因為一個職業棋手如果拿不到全國冠軍或者世界冠軍，就是很不成功的。我還是有自知之明，要打到六段以上就能參加全國比賽，我基本上沒什么機會，所以就放棄成為專業棋手了。
不過當時有個棋友跟我說，你這棋要是不去打比賽那太可惜了，他主動推薦我去比賽。我想想也是，下棋總得有個目標吧，于是計劃三年內打進北京前十名，可我運氣比較好，在定了五段的第二年就拿到了北京冠軍。
那是1990年前后的事兒，比賽剛開始我就順風順水的一路過關斬將，再加上有兩三個很厲害的棋手沒來參賽，所以我意外地闖進了決賽。決賽那盤棋讓我印象很深，對手也是個五段，基本上是勢均力敵，下得很艱難，最終我以半目的最小優勢贏得了比賽。雖然拿冠軍有些運氣的成分，但還是很興奮，不管怎么說這是我吹牛的資本啊。
自從做了互聯網，我就很少下棋了，因為太忙，這個產業把你逼到天天要工作的狀態。圍棋是動腦子的活動，不能白天工作累完了，晚上還動腦子下棋。再加上下到我這種程度，棋友就少了，有人找我下棋，我的規矩是一般三段以下不下，因為水平差距太大，也容易降低我的棋藝。我不像有的人只是把圍棋當作消遣娛樂，輸贏無所謂，我的習慣是每盤棋都要認真下，所以我不太在網上下，因為太草率。
【糾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