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物價”和“漲工資”同等重要：“提低”要與“控高”相結合

    “提高中低收入勞動者的工資水平是我國收入制度改革的長期趨勢，也是必然趨勢。‘十二五’期間，我國要擴大內需，應著力提高收入水平。而且隨著經濟增長，讓廣大勞動者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也是必需的。還有一個仍值得警惕的信號是，中國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仍未得到扭轉。”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專家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

    盡管這幾年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很快，尤其像東部沿海一些城市，一般的企業工人年收入增長達到了10%—15%，但鑒于原來的基數過低，以及物價上漲過快等因素，與相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和地區相比，目前我國的最低工資標準并不高。

    這位專家認為，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提速，但進展仍然緩慢，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不失為一個改善收入分配關系的恰當選擇。

    “穩物價”和“漲工資”同等重要

    “但是，這項政策在未來五年能起到多大作用，還得取決于其他政策和改革。”這位專家在肯定《規劃》的同時也提出質疑，她認為，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13%以上的愿望是美好的，但真正實現起來未必容易。

    首先，勞動者收入最終是由企業決定的，這得看企業的經營狀況，而企業的效益又會受很多因素影響。尤其是近年來，原材料上漲、國際市場萎靡、人民幣升值，很多企業利潤遭受擠壓，生存困難。因此，對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持反對意見的企業不在少數，理由是這樣會加重人工成本。

    其次，很多民眾反映，工資再漲也比不過物價飛漲，尤其是房價上漲。數據顯示，中國1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漲幅為4.5%，超過之前4%的預期。而“漲工資”風聲再起，又會給企業提高產品價格增加一個理由，物價漲幅也就有可能跑得更快。

    對此，該專家認為，“這項政策的最終效果取決于物價、住房政策、稅收政策以及整體的醫療保障政策的配套作用。”

    她說，要形成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就是要給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增長感”，這要與物價指數掛鉤，讓“錢袋子”跑得過CPI，從而保證百姓不因通貨膨脹而蒙受損失，不因物價上漲而使生活水平下降。

    “提低”要與“控高”相結合

    《規劃》還提出，要健全勞動關系協調機制和企業工資分配制度。當前，行業、企業間工資水平差距擴大已經成為工資分配中一個突出問題。工資分配制度和就業質量緊密相關，《規劃》中特別提到工資分配制度改革，表明了“十二五”期間解決這個問題的決心。

    具體來說，《規劃》提出，改革國有企業工資總額管理辦法，對部分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實行雙重調控，縮小行業間工資水平差距。根據經濟和企業情況的變化，對企業工資總額同經濟效益掛鉤辦法進行改革，使其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需要已經勢在必行。國有企業有其特殊性，工資分配不能完全放開，實行雙重調控是比較可行的辦法。

    《規劃》還提出，要全面實行勞動合同制度，提高小企業和農民工勞動合同簽訂率。積極推進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建設，擴大集體合同制度覆蓋面，提高集體協商實效性。

    “為什么我國的《工資條例》千呼萬喚出不來？壟斷部門工資收入改革阻力太大。漲工資的希望不宜完全寄托在市場機制上，工資水平雖然是由市場決定的，但政府也可以調控。”上文專家說，收入改革要做到“提低”與“控高”相結合，如果不能有效“提低”并“控高”，努力縮小收入貧富差距，往往會形成低者更低、高者更高的態勢。“提低”就是按照規劃要求，使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13%以上：“控高”就是調控部分國企高管過高薪酬和某些收入過高行業的工資水平過快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