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

　　經濟參考報：您提出中國人口紅利的“拐點”就在這一兩年，這樣說依據什么？

　　蔡昉：中國人口生育率已經降到很低的水平，大大低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因此，中國正在加速老齡化。然而，中國的特點不在于老齡化，而在于未富先老。與發展中國家人口結構進行比較，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特點。具體來說，發展中國家在不包括中國的情況下，65歲以上人口比重，2010年平均是5.3%.而我們“六普”數據表明是8.9%，比其他發展中國家要老得多。未富先老會導致人口紅利較早地消失。人口紅利是指在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增長、老齡人口比重尚未提高，因而人口撫養比呈現持續下降趨勢的階段上，勞動力充分供給和較高的儲蓄率（資本積累率）為經濟增長提供的一個額外源泉。由于人口撫養比（15歲以下及65歲以上依賴型人口與16至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綜合地反映了勞動力供給與人口老齡化狀況，所以，在統計中可以作為人口紅利的一個衡量指標。自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撫養比持續下降，預計在2013年左右停止下降，隨即迅速提高。這就是說，還有一兩年的時間，中國的人口紅利就消失了。

　　經濟參考報：人口紅利消失，對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會構成什么重要的挑戰？

　　蔡昉：人口紅利消失以后，中國會逐漸喪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與此同時，由于未富先老的特征，我們一時還不能在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中獲得比較優勢，這時，經濟增長會有一定程度的減速。根據國際經驗，在中國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上，經濟增長減速的可能性很大。

　　經濟參考報：經濟增長速度減慢是一件特別值得我們擔心的事嗎？

　　蔡昉：適當放緩經濟增長速度，其實是必要的，“十二五”規劃也把GDP增長率的預期性指標降低到7%.問題在于，如果我們的確不能找到超越人口紅利的新的經濟增長源泉，也許面臨的就不是降低一個百分點的問題，而可能會發生超出預期的情況。日本是一個例子，值得吸取教訓。日本在享受人口紅利的時期，經濟增長率高達9.2%，當人口紅利趨于消失時，增長率降到3.8%，而在1990年以后，人口紅利消失，年均GDP增長率只有0.89%，陷入失去的10年和失去的20年。

　　經濟參考報：那么您認為我們該如何應對這一挑戰，2012年的政策重點應該如何與之相銜接呢？

　　蔡昉：就是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把過去過度依靠投入驅動的經濟增長，轉到主要依靠生產率驅動型的軌道上來。具體來說，第一，我們可以創造條件延長人口紅利期。需要進行一系列政策調整和制度改革，比如通過戶籍制度改革進一步清除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性障礙，通過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進一步擴大就業，通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擴大居民消費需求等等；第二，我們更需要未雨綢繆，創造條件挖掘第二次人口紅利。例如，通過發展教育和培訓提高勞動者素質，提高就業質量，保持中國產品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力。同時要看到中國也將越來越多地面對周期性失業、摩擦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現象，在各項政策中要樹立就業優先原則，防范和治理各種類型的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