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的中國，對“通才”的選拔雖是傳統認知的延續，卻也是行政管理發展的必然結果。公務員錄用考試不僅要肩負選拔普通的非領導公務員的任務，還要肩負選拔未來領導職務公務員的任務這種公務員整體制度的設計增加了中國公務員錄用考試的難度。在這種動態的需求下，對應試者的要求僅限于與所報職位相匹配就不盡合理了。所以，當前公務員錄用制度對選拔人員的素質要求不能簡單地定為“專才”，而是在必然的“專才”基礎上的“通才”。“專才”衡量是服務于擬招職位，而“通才”衡量是服務于政治參與以及整個公務員制度的，這種“通才”的衡量就要求錄用考試中對考生的決策與領導能力的傾向和潛能的測評針對當前錄用的弊端，應然的解決辦法是：行政職業能力傾向測驗應加入決策能力、計劃組織協調能力等“通才”能力傾向測驗部分；對申論、面試的題目設置，也要考慮考生的行政實踐經驗的缺乏，減少題目的行政色彩，在此基礎上加大對考生領導能力傾向的測試。

（三）減少在錄用中對道德的關注

在錄用時將道德作為衡量標準，其倫理邏輯是：行政人員應由有德者居之，有德之人進入政府才能保證其在政府運作時行有德之事。這種理論的邏輯前提是：道德是一成不變的，不會因時間與環境的變換而改變；政府運作時的行政倫理是靠行政人員的自律實現的。但事實上，行政倫理深受具體行政環境的影響，且呈現出不斷發展變化的特點。“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行政行為無論是善或惡，不在于行政個體本身，而在于影響行政行為的環境，環境發生變化，行政行為的性質也會發生變化，原來具備善的道德，可能隨著時間的發展，環境的變化，也會使其演變為惡的行為。“什么是善或惡、正當或不正當，不與行動聯系著，而只與行動的環境聯系著。”從這個角度衡量，在公務員錄用時對道德進行關注是無意義的。雖然在錄用中對道德進行關注對行政倫理的整體建設無實質意義，但作為政府對這方面進行相應的要求，也屬于“德治”的一部分，對民眾也能起相應的引導作用。“德治”的全面建設，“德才兼備”的傳統思維，要求我們在錄用時對道德還是要做相應的關注，因此對錄用制度的完善，只能減少對道德的關注，但卻不是完全的漠視。同時，因目前尚沒有對道德衡量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尤其是對高道德衡量的不可操作性，要求錄用在減少對道德關注的同時，還要將道德的要求盡量維持在較低的可衡量的標準。當前中國的錄用制度，面試時應減少甚至取消其對“德”的考量，而最后的考察階段中對“德的考察雖可保留，但應使這種”德“維持在基本的社會公德和公民道德的低水平上，即實用、有效、可行。

（四）知識性考查向實踐性考查的轉變

中國當前的公務員錄用，在資格審查、筆試、面試、考察等各環節均體現了官方意識形態的貫徹，這既源于當前的政黨政治需要，也源于中國幾千年來的官員選拔的傳統。中國一直以來都是以官方意識形態對社會進行整合，對權威進行維系的。從商周開始，部分貴族就已開始探討著治國之道并向理論升華，自春秋而入戰國，百家齊鳴，諸子峰起，紛紛為救世而馳騁言辭。一個由學士構成的文化群體及其紛繁歧義的政治理論對當時政治的重大影響，不可避免也無從回避。統治原則必須從理論上加以闡發和論證，政務舉措需得與某種學說融會和契合，這構成了傳統政治的重大特色。由此，春秋戰國秦漢期間，法術、道術和儒術在政治文化中的此起彼伏，構成了政治文化史上的奇觀。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出現，使儒學成為中國幾千年封建政權的官方意識形態，儒學對于封建統治的強固維系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新的政權，這種政權也有相應的意識形態進行維系和強固。用新的意識形態對社會進行整合，對國家建設和政治發展是必不可少的。

意識形態雖然必須要堅持和貫徹，但是否應當在公務員錄用的整個過程中堅持和貫徹卻是需要商榷的。前面已經分析過，儒學作為封建社會的官方意識形態，一直被當權者不遺余力地貫徹到官員考選制度中，而官員考選制度也確實起到了普及儒學、將儒學社會化的作用，且影響巨大。但儒學在百家爭鳴的情況下成為官方意識形態，是因為其自身所含的深邃智慧自我創新能力等優勢，也是因為它在眾多思想中最被民眾認可，但當它成為官方意識形態，且成為科舉制的唯一考試內容時，就逐漸失去了最初的智慧和活力，演變為僵化的教條和空疏的學問。從博大精深的先秦儒學，到宋明理學直至科舉制的僵化的八股文，儒學因科舉制而失去了在初始階段的獨立性格和批判精神。這是因為社會成員在“官本位”的影響下，在極端功利的心態下對其進行學習和研究，而科舉考試中固定的格式、統一的標準也鉗制了儒學的創造與更新。儒學這種官方意識形態的逐漸式微證明了在官員考選過程中，如果僅僅以對官方意識形態的掌握與理解為標準進行知識性的考查，且用既定的統一的標準去衡量與評判，就易導致官方意識形態的僵化，從而無法實現其最初維系與強固的初衷。

“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意識形態如果沒有得到社會大多數人的認可和接納，就不能成為社會中的真實意識形態，而只是一種由政府控制的輿論所宣傳的社會思想和觀念。歷史已經證明，這種做法并不能形成共識以減少外部性，反而因為缺少思想的自由與交流，而導致自身的僵化以及社會大眾對其的排斥。在當前民主和開放的社會中，官方意識形態對社會意識的形成不可能具有決定性作用，只有在其不斷創新、“與時俱進”的前提下，才能保持自身的思維優勢，成為社會中真實的主流社會意識，從而維系自身的官方地位，起到應有的強固作用。因此，我國的公務員錄用制度，對意識形態是必須貫徹的，因為錄用畢竟是宣傳與維系官方意識形態的良好手段，但這種貫徹絕不能重蹈歷史的覆轍，通過官方意識形態的知識性考查來實現。應然的辦法是在錄用中實現對官方意識形態的實踐性考查，包括：減少有關意識形態的基礎知識測試，因為這只是一種對馬克思主義的僵化的知識性考查；申論和面試對官方意識形態的考查雖在近幾年已逐漸由知識性向實踐性轉變，但答案還是比較局限、統一，所以答案的設置、評判的標準應趨向豐富、靈活，應當在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下以實踐為標準來考察考生的理論應用于實踐的能力。

（五）防弊措施的完善

“官本位”在當今社會的殘留，給公務員錄用制度造成的最大困擾就是錄用的腐敗。“權力尋租”若是頻繁出現在公務員錄用過程中，會導致錄用制度整體信度和效度的缺失。在所有的腐敗當中，最可怕的就是用人的腐敗，所以對公務員錄用制度的改革，防弊措施的完善應是重中之重。

公務員錄用考試的四個環節：準備階段、筆試階段、面試階段、考察階段。準備階段中，職位分析是最為關鍵的，但公務員總體職位分類的簡單化使職位分析這一最為關鍵的環節變得薄弱，因為現在整體分類過于簡單，導致擬招職位的素質要求與資格條件只能由各單位自行制定，制定過程中各單位的不專業與主觀致使資格條件的限定變得隨意，同時也為“權錢、權權、權情”的交易大開方便之門。雖然從應然層面而言，公務員錄用考試的資格限定放寬了，但實踐操作卻使資格限定較之古代變得更為嚴格，且這種嚴格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為科學的職位分析，而是職位分析主體的主觀或“權力尋租”導致；筆試階段一方面由于中國從古沿襲至今的科場規范的豐富，另一方面由于對“能”的測試防弊易操作性較強，所以這方面的防弊措施相對完善；面試也是較易作弊的環節，在此環節的防弊措施不完善主要是考官的不專業所致。中國目前面試考官的組成有三部分：用人部門的業務骨干，人事管理干部，心理學專家，但在實踐的操作中卻往往以前兩部分的參與為主。面試是一種對考官的智力、技巧、修養等素質都有很高要求的一種高級智慧活動，但當前的考官隊伍組成卻造成了一種兩難的局面：從防弊的角度考慮，進行考官的臨時選擇與機動組合，才能最大限度地減少面試環節的作弊契機，但面試尤其是無領導小組討論對考官的素質要求非常之高，大部分臨時進入考場的非專業考官都不具備相應的能力，而面試中極易出現且難以扭轉的主觀判斷更是使這些并不專業的考官的結論失去信度和效度；考察階段無論定性還是定量的考察，都屬于主觀性質的判斷，且并沒有行之有效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標準，這無疑也是防弊措施較不完善的階段，目前還沒有相應的解決此階段腐敗現象的適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