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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5日，廣東韶關宜達燃料開發(fā)有限公司董事長、原全國人大代表、“粵北首富”朱思宜案，由廣東省高院派員在河源中院二審開庭。庭審中，朱思宜稱一審判決量刑過重，“我只是行賄，為什么判得比受賄還重”，因此懇求改判。(11月27日《京華時報》)

　　朱思宜因行賄被判處16年有期徒刑，但他行賄的對象之一，原廣東省人大常委會選舉聯(lián)絡人事任免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的楊成勇接受了他的20萬元賄賂，卻僅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四年，并處沒收個人財產(chǎn)人民幣5萬元。

　　朱思宜的抱怨是有一定道理。按照刑法的規(guī)定，個人受賄數(shù)額在10萬元以上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chǎn);情節(jié)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chǎn)。楊成勇收受朱思宜的賄賂達到20萬元，并幫助他謀取全國人大代表這樣的職位，就算他有坦白、自首等從輕、減輕情節(jié)，判處緩刑四年，顯然輕了。

　　但朱思宜以楊成勇判處得輕為由而認為自己判得重，卻并沒有道理。刑法規(guī)定，個人犯行賄罪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jié)嚴重的，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jié)特別嚴重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單位犯單位行賄罪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朱思宜代表宜達公司向韶鋼第一物資公司原副經(jīng)理閻蜀南及葉樹養(yǎng)等人行賄共1693萬元;自己個人向葉樹養(yǎng)、楊成勇行賄共220萬元。法院以行賄罪(判刑12年)及單位行賄罪(判刑5年)兩罪并罰，決定執(zhí)行有期徒刑16年，這個處罰是恰當?shù)摹?/p>

　　但從朱思宜的抱怨中揭示出的幾個問題卻值得我們深思。首先，就是貪官的處罰普遍偏輕漸成一種趨勢，并且經(jīng)過媒體多年的呼吁，這一情形并沒有得到根本扭轉。貪官在體制內(nèi)仍然有強大的博弈能力，造成對他們的刑事處罰可能比其他公民更輕。

　　數(shù)據(jù)顯示，2003年至2005年，全國共有33519名職務犯罪被告人被宣告緩刑，職務犯罪案件的年均緩刑率高達51.5%;被判有罪但免予刑事處罰，或被判處有期徒刑但適用緩刑的比率，由2001年的51.38%增至2005年的66.48%。

　　在這種背景下，楊成勇受賄20萬元被判處緩刑就不足為奇了。朱思宜的抱怨再次提醒我們，不要光看查處了多少貪官，更需關注貪官是否接受了公正的處罰。

　　其次，對于行賄的問題，由于現(xiàn)實里限于偵查中取證困難等種種原因，我們對于行賄犯罪打擊并不是那么有力，對于行賄犯罪判處重刑更是少見。朱思宜抱怨因行賄獲刑16年，跟現(xiàn)實中我們對行賄犯罪缺乏嚴厲打擊不無關系。

　　朱思宜的抱怨還揭示了一個法制不統(tǒng)一的問題。同罪不同罰、同案中不同被告人處罰尺度不統(tǒng)一，是長期困擾我們司法實踐的難題。像法院即便是對朱思宜公正處罰，但同案中的楊成勇卻從輕處罰，就難免影響公眾對司法審判的公正信心。朱思宜的抱怨提醒我們：解決同罪不同罰、同案處罰標準不一致的法制不統(tǒng)一問題，仍然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