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社會道德滑坡痛心疾首的人們，立即會將南京彭宇案、天津許云鶴案等判例視為眾矢之的。的確，經過輿論不斷發酵，關于老人摔倒“扶不扶”，大眾的第一反應就是“彭宇案”帶來的恐懼感。法院判決的模棱兩可至今仍為人詬病。彭宇案判決書使用了“從常理分析”、“更符合實際的做法”、“與情理相悖”之類的措辭，來判斷彭宇之責；而許云鶴案則在證據不足的情形下，用了“必然”、“定然”等主觀判斷，來做過錯推定。

當真相撲朔迷離的時候，局外人妄斷是非都是輕率和不負責任的行為。如果被告真的撞倒老人卻不肯承認，還要編造動聽的助人為樂借口，是極不誠信、不道德的行為；如果老人沒有被撞卻強誣被告，同樣極不誠信，更在媒體與網絡的放大效應下，對社會向善之心造成極大傷害。

值得分析的是，為什么法律會有“從常理分析”得到“必然”、“定然”的推斷？“常理”不正是社會道德現狀的反映嗎？

法官眼中的“常理”是，如果不是你撞的老人，自然不用扶，更不用送去就醫。可悲的是，我們在現實中的感受，確乎如此——活雷鋒，畢竟不是社會的常態。而同樣的事情，倘若發生在一些文明程度高的國家，路遇病患或需要幫助的人，幾乎總有人毫不猶豫地伸出援手。或許，這是因為他們沒有承擔法律責任的后顧之憂，不會有“不是你撞的你就不必扶”的“常理”——就像新加坡的懲罰機制規定，被援助者如若事后反咬一口，則須親自上門向救助者賠禮道歉，并施以其本人醫藥費1至3倍的處罰。

那么，法律和道德，究竟是誰把誰給撞了？這就像雞生蛋還是蛋生雞一樣難以定奪。事實上，社會秩序本來就遵循著一個從習慣到習俗、從習俗到慣例、從慣例到法律制度的發展過程。

不過，現行法律雖無法超拔于社會習俗存在，但法律對于引導甚至重塑社會文明、道德規范，并不一定存在沖突。比如，倘若法官能堅持不受輿論干擾，堅持“誰主張，誰舉證”以及“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等司法原則，而不是輕率地推出一個證據模糊、是非含混的判決，那么，恐怕給社會道德走向帶來的負面效應要輕得多。

如果更進一步，在社會道德搖搖欲墜的時候，請法律出手援救呢？曾經從戴安娜車禍糾紛中獲悉，英國設有“見死不救罪”：如果“沒有對涉險人士予以協助”，就會面臨法律懲罰。為了匡扶社會道德與正義，立法能否助一臂之力？如果見義勇為有獎，而見死不救可能涉嫌犯罪，那么，被摔倒的社會道德或能有被扶起的可能。

依靠法律拯救道德，確實不得已。法律只是扶助道德之一途，在經濟急劇增長、城市不斷擴張中，曾經倚仗熟人社會道德壓力來規制行為的文化傳統，正岌岌可危，在情感約束越來越少的“陌生人”社會里重建道德規范，我們還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