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并不復雜，2008年4月，王瑩“結婚”了，在老家辦了婚宴。第二年2月，王瑩生育了一個孩子，當年5月7日，兩個人的時間終于對到了一起，王瑩才和丈夫領取了結婚證，之后還申請辦理了《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這一年的2月，王瑩報名參加了江蘇省公務員考試，報考銅山縣人民檢察院檢察人員，相繼通過了筆試、面試、體檢以及最初的政審。

一切順利，公示結束后，王瑩就準備到檢察院上班了。

在公示期間，銅山縣人民檢察院忽然來到泉山區計生局，對王瑩是否有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情況進行調查。泉山計生局出具了一份《婚育證明》顯示：我區居民王瑩2009年2月19日非婚生育一個孩子，2009年5月7日補領結婚證。該夫婦行為屬非婚生育，違反了“《江蘇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第二十一條：男女雙方經依法登記結婚且均未生育過的，即可生育一個孩子”的規定。

王瑩的公務員之路就此夢碎。無獨有偶，在2010年的江蘇省公務員招考中，泰州人小陳雖通過筆試、面試，也在政審環節中因相同原因被卡。

在兩起案件中，國家的2010年公務員錄取規定中，沒有關于違反國家計劃生育政策不得錄取的明文規定。但兩起案件中的法院，均以江蘇省人事廳在1996年下發的《江蘇省國家公務員錄用考核實施細則》為依據，其中第七條第9項規定，違反計劃生育政策者即視為考核不合格。

最終，不論是王瑩，還是小陳，起訴均敗訴。

針對上述案例，中國政法大學憲政研究所負責人劉小楠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實際上，個人的婚育情況，本質上屬于個人隱私的范疇，與工作能力并無聯系。而退一步來講，即便認定這種行為屬于違法行為，勉強算“前科”，也不應該遭到就業歧視。

而據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教授王彬的研究，世界上嚴格限制有前科的公民報考公務員資格的國家并不多，而在限制的同時，也會盡量縮小限制范圍。更多的國家與地區，則鼓勵錄用有犯罪記錄的人。如我國香港地區對雇傭釋囚、刑事犯和其他違法人士還做出規定，政府作為最大的雇主，可率先雇傭釋囚、刑事犯和其他違法人。

政治面貌歧視，中國造

國際勞工組織“第111號公約”所明確禁止的七種就業歧視，包括：性別、民族、社會身份、殘障、健康、年齡、身體特征，均在我國的公務員招錄中“大顯身手”，占據重要比例。

在戶籍政策要求和引導下，戶籍歧視和地域歧視已經成為我國最為嚴重的歧視之一。例如，交通部長江航運公安局瀘州分局辦公室科員要求“限本省戶籍生源（人員）”，這是典型的戶籍歧視。其次是出身歧視，包括要求政治歷史清白的、家庭成員沒有不良記錄等。比如，外交部地區業務司英語一職要求“個人經歷、歷史狀況清楚”、中國保監會西藏監管局專業監管崗主任科員一職要求“檔案材料齊全，歷史清白”。

《調查》認為對上述非涉密的專業技術崗位做出個人經歷的限制，顯然侵犯了個人隱私，人為設置了與職業能力無關的入職障礙。而實際上，公務員招考標準中的歧視，不過是整個招錄過程中歧視現象的“冰山一角”，更多的歧視潛藏在公務員報名資格審核、錄用面試乃至職業生涯之中。

國家公務員局相關負責人日前公開表示，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的絕大多數崗位所設置的條件是開放性的，體現了公平公正。比如，只有近兩成的職位提出了政治面貌方面的要求，一般為黨的機關或國家機關中從事黨務等工作的個別職位。

而《調查》顯示，在對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婦女聯合會、殘疾人聯合會、工會六個部門的重點考察中，也并不樂觀。《調查》認為，這六個部門由于其性質和職能所系，本應成為消除就業歧視的表率。現實是，這些部門就業歧視現象也比較普遍。僅僅從公開的招考信息進行分析，除了健康歧視和年齡歧視達到100%以外，政治面貌歧視、社會身份歧視在這六個部門中也比較常見。

例如，在招錄過程中，考生經常要面對的，是一大堆與“政審”相關的表格，表格中除了基本的信息之外，往往還有個人婚史、宗教信仰、父母的職業等，帶有很強的探究個人出身和“成分”的意味。

根據統計數據，政治面貌歧視的數量和比率一直居高不下，沒有明顯改觀的跡象，人民代表大會系統的78個崗位中，政治面貌歧視占全部崗位的38%；人民檢察院系統的2232個崗位中，政治面貌歧視占全部崗位的2.6%；即使是在工會系統的114個崗位中，政治面貌歧視也占23.7%.《調查》認為，政治面貌歧視的廣泛存在，不僅是對公平就業權的侵犯，而且是對政治信仰純潔性的玷污。在本次統計中，涉及政治面貌歧視的崗位共1861個，占崗位總數的19.1%，與去年的21.69%相比略有回落。主要表現在要求報考人員須為中共黨員或共青團員。對于個人政治面貌的歧視，不僅大量出現于權力機關、行政機關、事業單位，在政協、科協、文聯、工商聯、臺灣同胞聯誼會、法學會也同樣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