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天如曾任吳佩孚秘書長，精通醫學，后去香港行醫。梁啟超與其相交甚深，據說他在做手術前本來也想請唐天如治療，因唐無暇前來，所以才進協和。手術后并沒有“越發健實”，不久尿血癥狀就復發。當時因正在北戴河養病，不能去協和醫院，且有前車之鑒，于是再電唐天如前來。唐天如到后，診斷為“膽失其分泌之能”，處方十味：阿膠、澤瀉、當歸、白茅根、小茴香、肉桂、苦楝子、焦黃連、浮小麥、黑蒲黃。結果數劑見效，效果非常好。8月22日，梁啟超欣喜地寫信給子女說：

“一大群大大小小孩子們！好叫你們歡喜，我的病真真正正完完全全好得清清楚楚了！……據天如說：病源在膽，因驚惶而起，膽生變動，而郁結于膀胱。其言雖涉虛杳，但亦有幾分近似。……他的藥真是其應如響。一年半之積病，十日而肅清之，西醫群束手謂不可治，而一舉收此奇效，可謂能矣！我現仍小心靜養，不太勞，你們十二分放心吧。”

1927年4月，梁啟超做手術一周年之后，回到協和住院檢查，結果表明：腎的功能已完全恢復，其他各部分安好。尿血雖未完全斷根，只要靜養，已無大礙。

對西醫寬容，對中醫苛責

圍繞梁啟超割腎手術前后的爭議，折射出特定的時代思潮。在當時，新文化運動的科學與玄學論戰正酣，中西醫之爭也硝煙彌漫。梁啟超、魯迅等人都是革新派，魯迅說過“中醫是有意無意的騙子”這樣的話，還曾說：“中醫，雖然有人說是玄妙無窮，內科尤為獨步，我可總是不相信。”梁啟超則寫過著名的《陰陽五行說之來歷》，文中說：“陰陽五行說為二千年來迷信之大本營，直至今日，在社會上猶有莫大勢力，今當辭而辟之。……吾輩死生關系之醫藥，皆此種觀念之產物。”對中醫理論中的五行學說給予否定。以他們一貫不遺余力提倡新學的立場，支持西學并不意外。

遭受了錯誤的手術，身體受到很大戕害的梁啟超，不肯追究協和的責任，甚至還公開為對方開脫，人們還可以理解為梁啟超對“科學”的寬容。但是，對于自己多次經中醫治療好轉的事情，他卻絕口不向社會公開，甚至在聲明中還批評中醫治病為“瞎猜”；接受唐天如的治療，卻又說他“言涉虛杳”。這就讓人難以理解：何以對西醫與中醫的態度反差這么大？梁啟勛說，梁啟超“辛苦數十日，犧牲身體上之一機件，所得之結果，乃僅與中醫之論相同耶。中醫之理想，雖不足以服病人，然西醫之武斷，亦豈可以服中醫？總而言之，同是幼稚而已”。這就是有人說的，西醫治不好病，也是“科學”的；中醫能治好病，也不“科學”。

類似的例子，在這一時期并不少見。另一新文化運動主將胡適曾患水腫，西醫屢治不效，后來由中醫陸仲安治愈。當時報刊報道胡適患的是糖尿病和腎炎，但后來胡適一直否認他的病曾被確診，用意是不承認中醫能治好這兩種病。他們刻意諱言與中醫的接觸，也許對于他們來說，個人的疾痛獲愈不過是私人“小”事，承認中醫能治好科學診斷的病卻是原則“大”事，只有如此苛刻，才能表明自己的“科學”精神。由此不難看出，新文化運動樹立的“科學”霸權何其強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