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勞動合同是依法保障農民工維護權益、獲得報酬的重要依據。一些用工企業執意不簽合同，意圖就在于模糊甚至否認勞動關系，為拖欠、少付、不付農民工薪水埋下伏筆。合同的缺失，不僅將農民工權益保護置于不確定的尷尬境地，也增加了行政執法、訴訟調查與司法執行的成本。以司法解決欠薪問題的渠道，因此遭遇“合同門檻”。

　　其實，農民工并非不知道合同的重要，他們往往沒有條件和能力去要求簽訂勞動合同，遑論在沒有合同的情況下與欠薪者對簿公堂。諸多媒體報道展示了這樣的“勞動生態”：投訴企業不簽合同的農民工，卻被勞動監察部門告知“它簽你就干，不簽你就走人”；告到法院，高昂的花費、漫長的等待也讓訴訟之路難以走通；即便勝訴，執行往往也遙遙無期。依法討薪尚且如此難，那些因證據不足在法律上處于不利地位的農民工，又該如何討回基本權益呢？

　　在行業利益鏈條的最末端，農民工的“議價能力”本就有限。很大程度上，法律是他們合理合法維護自身權益的最終手段。如果反映問題無效、解決問題無門，就難免會有極端之舉。從跳橋跳樓、斷指斷肢到拜神拜官，這背后，不僅是一個群體無奈的抗爭，更是訴求表達、權利救濟渠道的阻塞。

　　75%的建筑工人沒有簽訂勞動合同，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打通農民工權利救濟渠道的緊迫性，也提出了農民工維權的一個新難題。盡管《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對不肯簽訂合同的企業都有明確的處罰規定，盡管法律嚴格保護那些沒有合同但存在事實勞動關系的工人們，但當前更普遍存在的現象是：一些企業，尤其是建筑領域的企業，往往利用農民工的弱勢與自我保護能力不足而只作口頭約定，將自己立于“不敗之地”；而面對用工形式的臨時性、分散性與分包性，法律與監管又還有空白，更給農民工討薪制造了難度。

　　應該看到，針對當前一些“討薪”新問題，從高層到各地都展開了及時研究，提出新對策，前不久，人社部要求的各地限時處理集體勞動報酬爭議和小額爭議，九部委也組成聯合執法檢查組，依法嚴厲打擊惡意欠薪等勞動用工領域違法犯罪行為。這些，讓人看到解決“常態化服務”不暢的積極努力。

　　但這終究也只是一種“應對性服務”。如何告別“年底突擊討薪”的窘況？如何破解“運動式討薪”的困局？恐怕，需要從制度建設，從常態化服務，從流動人口的管理創新等方面著力。討薪難要跨過“合同門檻”，還必須真正落實以人為本的理念，提升農民工的社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