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如政府部門的“突擊花錢”一樣，農民工的“突擊討薪”也常常成為年終歲尾的一道別樣風景，而“集中清欠”又不可避免地成為政府部門專項治理的“突擊任務”。應該說，今年開展的農民工工資清欠工程的背景，有別于往年討薪風暴的的最大特點就是“有法可依”。“惡意欠薪罪”已在今年2月被正式列入刑法修正案（八）法條，并于2011年5月1日起施行。因此，今年的討薪活動既是對各地保障農民工工資按時足額發放情況的例行督導，更是對依法嚴厲打擊惡意欠薪等勞動用工領域犯罪行為的執法檢查，其重要意義不言而喻。

不過，年年歲歲花相似，“限時處理”、“當天立案”、“7日結案”和“掛牌督辦”等措施，在凸顯9部委治理欠薪頑疾的決心和力度的同時，也讓人們對這種年年開會部署、年年發文督導、年年集中清欠的“運動式”治理方式存有疑議。與其年終由9部委突擊檢查，何不責令有關部門加強日常監管？與其年底討薪“算總賬”，何不完善農民工薪酬支付機制？期待討薪早日走出“運動式清欠”的困境，這才是2.3億農民工由衷的心聲。

保障農民工利益，降低農民工維權成本，最根本的出路還在于對常態化監管的制度建設，并確保切實執行到位。去年10月，農業部部長韓長賦在談到解決農民工問題的基本思路時曾經表示，要加快建立工資支付監控制度和工資保證金制度，確保農民工工資按月足額發放。對農民工集中的用人單位發放工資情況，要實行重點監管，強制在開戶銀行按期預存工資保證金，實行專戶專賬管理。對拖欠農民工工資情節嚴重的用人單位要加重處罰，責令其停業整頓直至吊銷其營業執照。筆者以為，只有把農民工薪酬納入同其他勞動者一樣的按月足額發放的保障軌道，才會避免“突擊討薪”和“集中清欠”的尷尬困境。

擺脫“運動式清欠”困境，必須加強對拖欠農民工工資的“老賴”行為的打擊力度。盡管“惡意欠薪”入罪已逾半年之久，但企業主因拖欠農民工工資而受到處罰的事例卻鮮有所聞。揣測起來，可能的原因有三：一是“惡意欠薪”入罪的法律震懾產生了效力；二是年底結賬的支付方式讓農民工討薪集中到了年終歲尾；三是“惡意欠薪”入罪有待司法實踐的檢驗。打擊拖欠農民工工資的“老賴”行為，首先必須加強對勞動爭議的調解力度，力爭把薪酬糾紛解決在初始階段。人社部近日發布的《企業勞動爭議協商調解規定》，有望對薪酬糾紛的及時化解發揮作用；其次要切實運用好“惡意欠薪”入罪的懲治手段打擊“老賴”。要通過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對“惡意欠薪”行為制定可操作的界定標準，力避司法歧義，確保司法效力。

令人欣慰的是，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副部長楊志明日前表示，將啟動三年基本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的專項整治行動。盡管公眾對“三年太久”存有爭議，但國家對治理農民工欠薪頑疾畢竟有了指日可待的具體時間表，可以讓我們期待農民工討薪早日走出“運動式清欠”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