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于取消“農民工”稱謂，近年來呼聲四起。而這種呼聲既不是來自于農民工群體，也不是來自公眾輿論，而是權力的聲音。先是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稱農民工稱謂存在歧視色彩，呼吁取消;后有河南省中牟縣給農民工換了高級馬甲——新型合同工人;新的一年，廣東又表示將適時出臺取消“農民工”稱謂的政策措施，促進外來務工人員與本地居民真正融合。(1月3日中國新聞網)

　　稱謂這東西，其色彩都是由身份和地位所決定的。比如黑種人，放置在沒有種族歧視的環境下，顯然不會有歧視的色彩;比如官員，放置在清廉的政治生態下，就很難讓人產生腐敗的聯想;比如“小姐”，如果不是因為存在性趣盎然的土壤，就很難沾染上曖昧而迷離的色彩……農民工也是如此，如果進城務工的農民，能夠享受平等的待遇和幸福的生活，農民工也許就不是弱勢和悲劇的代名詞，而是幸福的注解。

　　權力企圖靠改換稱謂的方式撿拾起農民工群體的尊嚴，無異于隔靴搔癢，如果農民工群體的權利地位和生活質量得不到改善，即便是改成“城市精英”、“新市民”又能如何，又能改變他們的弱勢地位嗎?人的尊嚴體現，從來都不是稱謂所決定的，而是地位所決定的，通過粉飾稱謂的方式意圖消弭歧視，簡直是異想天開，甚至是自欺欺人。

　　要真正消弭農民工這一稱謂上的歧視色彩，政府和社會緊迫的任務應該是賦予農民工群體更加平等的權利待遇和更加體面的收入水平。偌大的城市放不下打工子弟一張寧靜的書桌，各種社會福利農民工群體無法享受，生活在城市的邊緣，再動聽和唯美的稱謂也會化為無奈和凄苦的悲鳴。而與其說在城市是農民工被歧視，倒不如說是被拋棄。隨著底層的固化和擴大，共同的命運已經極大地減少了個體對個體，甚至群體對群體的歧視和偏見，也就是說這種被歧視感和被拋棄感的來源，并不是稱謂等語境，而是財富地位等分配環境。

　　如果將改換農民工稱謂只是身份的粉飾，那么權力者大可不必如此，除了欺騙權力者自己，恐怕蒙不了任何人。底層的沉淪，已經讓很多的稱謂都失去了尊嚴的光澤，比如白領，比如中產……稱謂的改換無法完成事實身份和地位的轉變，尊嚴和幸福感的提升，依靠的是社會整體公平的實現以及個體權利和利益的回歸。

　　關注農民工稱謂上的歧視色彩，更需關注孕育這種歧視色彩背后孕育的現實土壤。與其去想象取消“農民工”稱謂的政策措施，不如多致力于民生改善和分配機制的完善，身份和地位的改變，才能撿拾起農民工稱謂掉落的尊嚴，才能消除附加在農民工稱謂上的歧視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