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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某作家針對當下中小學語文教育存在的一些弊病,撰文《對抗語文》,稱要讓孩子讀到世界上最好的文字。一些高校學者、小學老師、兒童文學作家紛紛加入到“對抗語文”的行列。“對抗”的原因之一,是認為當下的語文教育過度強調道德教化作用,課本離傳統文化越來越遠。

　　理論上說,教材“強調道德教化作用”無可厚非,只要強調得法、強調到位,不存在“過度”問題。現在提出的質疑是:“我不反對有一些道德倫理的基本的東西,比方說真、善、美。但是你把它理解成更為狹隘的一些東西,這樣,對中國文化來講,不僅沒有傳承,還是一種破壞。”為了說明此觀點,有論者還舉了巴金的《鳥的天堂》和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被“動刀”的例子。看來,所謂的“過度強調”,并不是教材編寫者濃墨重彩地增加了“道德教化”的篇什,而是出于“道德教化”考慮,把經典文學作品“修正”了。

　　誰有權“修正”名家名師的作品?“修正”的標準又是什么?誰制定的?這是值得探討的問題。也許教材編選者真的是出于“好心”,為了“完美”地宣傳道德教化,由此而做了一些減法,動用了剪刀,將一些他們認為的“敏感”或“不妥”處,刪減了、處理了,“弄干凈”了。但是這樣的“弄干凈”,損傷了優秀作家、優秀作品的完整性和完美性,削弱了文學性,不但不能有效地“強調道德教化作用”,可能還“好心辦壞事”地將文學作品承載的道德教化作用弱化了。有專家說,這種做法是把枝葉婆娑的大樹變成了光禿禿的枝干,文學的信息就都流失掉了。

　　要想達到既讓道德教化得以強化,同時又不損傷經典作品的文學性的目的,提高教材編寫團隊的整體水平已然成為當務之急。在我輩的印象中,語文教材、課本是應該由葉圣陶、呂叔湘等大家名師定奪的大事,如今居然“放權給地方”。從相關報道中可知,有些地方獲得編寫權的編寫者往往是臨時拼湊的“草臺班子”,經過層層轉包,東拼西湊編出一本本良莠不齊的教材。這實在讓人心憂。

　　在筆者看來,中小學語文教材不妨由國家權威教育部門來組織編寫,匯集最好的教育家、文學家,遴選出一流的編寫團隊,編出權威的教材。某媒體曾搞了一個小型調查,參與投票的113人中,有76人投票支持全國統一教材。雖然只是一個小測驗,卻具有很強的代表性。只有真正優秀的教育家和文學家并肩作戰,才有可能實現把道德教化寓于文學性中,并在操作層面體現出來。如今,連作家和教育家都要“對抗語文”,說明語文教材確實是出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