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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公務員毆打父母，輿論嘩然。市委書記迅即親筆致信，語重心長，引發一座城市的道德反思。這是最近發生在深圳的故事。

    當輿論紛紛指責當事人時，這封信以就事論事的態度出現，沒有居高臨下的道德審判，沒有簡單粗暴的行政干預，而是以私人信件的方式，語詞懇切，態度寬容，指向一個更深遠的問題：社會轉型期，如何支撐起我們的道德？

    毋庸置疑，揭露假的、譴責惡的、批判丑的，這是為道德撐腰的重要手段。對“郭美美事件”及其背后黑幕的質疑和挖掘，在慈善界掀起“透明風暴”；對微博中以訛傳訛謠言的求證與澄清，也讓自媒體在“自我凈化”中培育出社會責任。正因為一次次的“懲惡”，善的高度才得以彰顯。

    然而，這絕不是為道德撐腰的唯一方式。與“懲惡”同樣重要的，是“揚善”。道德是一種行為規范，一種文化價值，更是一種理性的精神。要彰顯道德，僅靠牢騷、抱怨、指責、打壓等消極手段，遠遠不夠。

    “只要大家共同參與、共同努力，一定能夠匯涓流而成江海、積小善而成大德”，深圳市委書記的公開信，傳遞價值導向。道德楷模的評選，三屆吸引了2.87億人參與，匯集強大的道德之力：“感動中國”等有著廣泛影響的活動，讓公眾收獲的也不只是感動。見微知著，春風化雨，道德才能孕育和諧。

    “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訛你，北大法律系給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敗訴了，北大替你賠償！”前段時間，北大副校長的“撐腰體”表態引來熱議。即便操作還有困難，這也提醒我們：從政府機構到專業協會、社會團體，都有能力、也有責任以制度化的方式為道德保駕護航。正如深圳日前公開征求意見的《公民救助行為保護條例》，助人免責、助人受助等，都是對道德的強力支撐。

    向上向善氛圍的培育，媒體作用舉足輕重。過分拔高道德典型，會出現“捧殺式”的失真；過分夸大偶然負面事件，則會出現“棒殺式”的粗暴。兩者都會傷害整個社會的道德認知。在議程設置時，媒體需要有積極、正面的價值追求與立場，不可只為博取眼球，制造轟動。

    作為社會管理者，公權力機構是社會道德的重要基石。如果公職人員勾連暴力、酒駕、猥褻等惡名，機構部門沾染強拆、欺騙、腐敗等劣行，其所引發的道德波動不容忽視。正如一位領導所說：公信力是公權力的基礎。“領導要取信于民，使黨內信得過，人民信得過”。管住權力之手，筑牢權力公信，同樣是在倡導道德。

    為道德撐腰，更重要的力量來自每個人的道德自覺。道德于人，不僅是奉獻，更是收獲。恪守誠信時得到真誠贊美，幫助別人后收獲由衷致謝……在道德生活中，那些心理滿足、那些個人實現，那些被需要、被重視的感受，都是幸福感的源泉。踐行道德當然不是為了施恩圖報，但“德福一致”的溢出效應，同樣彌足珍貴。

    道德不是孤立的，它是與政治、經濟、法律等并行的社會規則。道德問題也非中國獨有，工業時代以來全球都在反思物質進步與道德滑坡的裂變。為道德撐腰，最根本還是把社會的治理結構，奠定在積極的社會倫理基礎上，在每個公民的道德成長中，達成整個社會的道德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