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國家公務員考試申論沖刺模擬試卷五

　　2010年國家公務員考試《申論》模擬試卷

　　黨政領導干部隊伍建設主題

　　（一）給定資料

　　1．黨政領導干部問責制，就是特定組織或個人通過一定的程序追究沒有履行好份內之事的公共權力使用者，使其承擔政治責任、道德責任或法律責任，接受譴責、處罰等消極后果的所有辦法、條例等制度的總稱。問責制雖然是源于西方黨爭的舶來品，但在我國出現、建立和發展，卻是是民主政治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反映了我國政治文明的進步。建立和完善黨政領導干部問責制，是實踐“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的制度化舉措，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推進法治政府、服務政府、責任政府、廉潔政府的實現都有著重大意義。

　　2003年非典期間，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市長孟學農在內的上千名官員被問責，宣告我國正式啟動問責制。其后，我國加快了建立問責制的步伐。2004年2月，《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公布，明確寫入了“詢問和質詢”、“罷免或撤換要求及處理”等內容。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準實施的《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定》，對官員因涉及“工作嚴重失誤、失職造成重大損失或惡劣影響、對重大事故負有重要領導責任”等應引咎辭職的相關情況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國務院在2004年3月引發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中明確規定：“行政機關違法或者不當行使職權，應當依法承擔法律責任，實現權力與責任的統一。”2005年4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又進一步將行政問責法制化和規范化。2006年初，國務院正式把建立和推行行政問責制列入政府工作的議事日程，并專門召開電視電話會議，溫家寶總理再次要求加快建立以行政首長為重點的行政問責制度。2007年4月4日，國務院第173次常務會議通過了《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第十七屆中紀委員第三次全體會議強調，積極推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制，嚴肅追究給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權益造成嚴重損害的行為。2009年3月召開的國務院第二次廉政工作會議上，溫家寶總理發表重要講話，要求推進行政問責制度和績效管理制度。

　　問責情形有七種：決策嚴重失誤，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的；因工作失職，致使本地區、本部門、本系統或者本單位發生特別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較短時間內連續發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的；政府職能部門管理、監督不力，在其職責范圍內發生特別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較短時間內連續發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的；在行政活動中濫用職權，強令、授意實施違法行政行為，或者不作為，引發群體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對群體性、突發性事件處置失當，導致事態惡化，造成惡劣影響的；違反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有關規定，導致用人失察、失誤，造成惡劣影響的；其他給國家利益、人民生命財產、公共財產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等失職行為的。

　　問責方式有：責令公開道歉、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

　　問責對象有：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工作部門及其內設機構的領導成員；縣級以上地方各級黨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門的領導成員，上列工作部門內設機構的領導成員。

　　其他適用人員：鄉（鎮、街道）黨政領導成員，縣級以上黨委、政府直屬事業單位以及國有企業、國有金融企業領導人員。

　　問責后果：受到問責的黨政領導干部，取消當年年度考核評優和評選各類先進的資格。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的黨政領導干部，一年內不得重新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的領導職務。

　　2．因處置“6?17”事件不力，湖北石首市委書記鐘鳴、市委常委唐敦武被免職。消息公開后，近日在網上引發熱議。對分別負有重要領導責任和直接領導責任的二人實行問責，不但獲得了網民的廣泛贊同和支持，而且為各級黨政領導干部敲響了警鐘。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最近印發《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對出現“決策嚴重失誤，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的”等7種情形的黨政領導干部實行問責。石首市委書記鐘鳴、市委常委唐敦武被免職，符合規定7種情形的第5種：“對群體性、突發性事件處置失當，導致事態惡化，造成惡劣影響的”，為廣大黨政領導干部上了一堂生動的問責課。

　　對黨政領導干部實行問責制，意味著從此以后一個地方一旦發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等，有關官員因決策失誤、失職、失察等造成惡劣影響的，都必須為此承擔責任。此舉無疑一下子繃緊了各級官員的責任神經，把提高責任意識，作為一個重要課題擺在了各級官員面前。

　　3．基層是“新官”們發揮才干、實現理想的最廣闊的舞臺。當前，部分“新官”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已經率先超越了“家門-校門-衙門”的發展路徑，走向基層，走向服務型政府建設的第一戰線。如清華大學研究生魏華偉、上海華東師范大學研究生歐陽卉等，都放棄了機關深宅大院的工作機會，選擇了河南、江西等地的農村作為自己職業生涯的起點。他們也以自己勤奮而優異的工作表現贏得了村民的尊重與社會公眾的矚目，成為時代“新官”的典型。

　　不久前，29歲、擁有清華大學碩士文憑的周森鋒當選湖北宜城市市長，24歲的海歸碩士趙臻出任昆明市委辦公廳廳務委員，這兩則消息都引起全國媒體的強烈關注。然而他們并非特例，昆明市公開選拔60名副縣級干部，當選者有30名屬80后，趙臻只是其中之一;湖北省近日也發布公告，公開選拔215名年輕廳級和處級干部。

　　其實，在周森鋒、趙臻之前，已有一批80后干部在各地政壇嶄露頭角。去年3月，28歲的張輝被任命為共青團山東省委副書記;今年初，25歲的孫靚靚被任命為共青團泰州市委副書記。雖然沒有確切數字公布，但毫無疑問，在各地黨政機關中，為數不少的80后已經走上縣處級領導崗位。

　　“選拔優秀年輕干部，是當前完善干部隊伍結構的迫切需要。”昆明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李康接受半月談記者采訪時說，目前干部隊伍學歷偏低、年齡偏老的情況仍然突出，如果不加大選拔年輕干部力度，今后恐怕會出現青黃不接的局面。

　　以昆明市為例，前年和去年縣區級黨政領導班子換屆時，要求新班子配備一名35歲以下的干部，有幾個縣區竟然一個都選不出來。現在縣級黨政領導班子中，大多數人出生于上個世紀60年代，出生于70年代的只是少數。

　　干部隊伍年齡結構偏老的問題，已經引起國家層面高度重視。今年2月，黨中央制定下發《2009-2020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后備干部隊伍建設規劃》，對新一輪培養選拔年輕干部工作進行部署，這是黨中央首次制定黨政領導班子后備干部隊伍建設規劃。3月30日，全國培養選拔年輕干部工作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會議強調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形成有利于優秀年輕干部脫穎而出的選拔機制。繼續堅持“論德才、講實績、重基層、憑公論”的用人導向，建立領導班子集體和干部個人“辦事檔案”。

　　4．在干部問責上我們有一個慣例，就是眼睛一般都盯在重大事件和重大事故上，重大事件與重大事故直接關系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關系社會發展與社會穩定，對這一類問題當然要問責，而且應該加大力度。但是，如果把問責僅僅局限于這一類“非常態事件”上就過于片面，也不符合干部問責的客觀要求。領導工作表現在方方面面，領導者的領導品質、領導作風、領導能力如何，大量的是通過日常工作反映出來，現在，人民群眾對現實存在的一些干部腐敗、作風霸道、能力平庸等問題無處訴說，從根本上講就是在平時缺乏問責途徑。實行問責工作常態化，就是打破問責范圍只局限于重大事件與重大事故上的誤區，把領導者平時各方面的工作表現都納入問責之中，既追究官員在重大事件、重大事故中的過失責任，也追究他平時工作中各方面的操守表現，特別是領導品質上。所以，如果問責真正達到了常態，一個領導者與工作相聯系的所有方面都有被社會詢問并進而失去職務的可能，那么，各級干部的為官之弦無疑會繃得更緊，為官之責無疑會記得更牢。這樣，也就不會等到一個小芝麻官涉嫌了數千萬元金額時，才引起各方面的覺察和重視。

　　在西部地區某縣，縣委書記要求全體黨員干部要認真算好“政治賬”、“經濟賬”、“身體賬”和“家庭賬”，把一時的貪圖享樂而違反黨紀國法和自己一生的政治前途、經濟收入、身體精神狀況和家庭幸福進行對比分析，提高拒腐防變能力；要準備好“三盆水”：第一盆水勤洗頭腦，保持頭腦清醒和思想的純潔性，第二盆水勤洗手，保持兩袖清風，第三盆水勤洗腳，保證一生走正道。這一要求做得好。做到這一點，就能加大對貪污腐敗現象的查處力度，嚴厲打擊貪污腐敗、跑官要官、“帶病”提拔等違法亂紀行為；就能加大監管力度，構建完善的監督管理體系；就能加強制度建設，完善科學民主決策制度、項目推進監管制度、責任問責制度，積極推進制度改革，增強制度的執行能力。

　　有監督檢查制度，就必須有對責任者的常態化問責制，這是建立官員責任感的關鍵。有了常態化問責制，我們就能遏制一些違規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繼續進行，就能阻止為了撈取個人好處，無效益投資四處橫行，就能防止幾百萬、幾千萬乃至數億元的為撈好處的投資打了水漂，總之，有了常態化問責制，就能有效防止官員犯罪的現象發生。

　　5．問題官員的復出問題，正在使問責制陷入一種尷尬困境。

　　一方面，官員的復出，不論多么不事張揚，依然招來公眾輿論的強烈反對。其中最扎眼的人物包括甕安事件中的縣委書記、火車出軌事故中的濟南鐵路局長、派警察進京抓記者的遼寧西豐縣縣委書記、在全國哀悼日期間組織公款旅游的山東濱州市工商局長，以及阜陽假奶粉案中的一眾官員等等。他們雖被問責，陸陸續續地卻又另任新職，繼續其“領導干部”生涯，令觀者大跌眼鏡。而在三鹿奶粉事件中受處分的國家質監局官員，竟然在處分令下達之前先接到升遷令，被認為是一樁“擊破底線”的詭異事件。“華南虎事件”中的責任官員，問責過后，仍然有“我自巋然不動”的洋洋得意，更是令人產生心理上的反感。

　　另外一方面，官員隊伍中對于問責舉措，也有強烈反彈。最典型的是，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有官員公開對林嘉祥表示同情，認為這是網絡殺人，林只是個倒霉蛋。如此直言不諱，很可能反映了某種廣泛積聚的情緒。一個可供參考的數據是，2007年，全國主要行政執法部門被追究責任的有將近6萬人次；2008年，約達8萬人次。在這樣一個龐大群體中，除掉被法辦和被開除公職的之外，會有多少人謀求復出？具體數字無從知曉，但可以相信，絕對不是少數。

　　6．從今年1月1日起，新疆阿勒泰地區將率先在全國試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把過去通行的官員“收入申報”擴大為“財產申報”，并承諾在阿勒泰廉政網和當地主流媒體上公示官員的“財產申報結果”。

　　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的“破冰”，首先發端于遠在西部邊陲的阿勒泰，令人頗感意外。但法律專家普遍認為，無論如何，阿勒泰此舉意味著我國的官員財產公開制度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對推動我國的官員財產公開立法具有積極意義。

　　為防止“老子大官兒大款”的腐敗現象，阿勒泰“陽光法案”明確，官員及其配偶、共同生活的父母、撫養的未成年子女，單筆額度在10萬元以上的動產、不動產購置、交易、租賃情況及資金來源必須申報。這意味著，假如某官員購買了一套價值50萬元的房子，或者其太太購買了一輛價值20萬元的轎車，在半年時間內，他必須向紀檢部門說明情況并要講清資金來源。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最高刑由五年提高到十年，是刑法第七次修改的最大亮點之一。人們在關注這一修改的同時，自然而然地將焦點集中在與之密切相關的另一項制度———官員財產申報制。不少法律界人士認為，在提高法定刑的同時，還要加緊出臺官員財產申報法，這樣才能真正讓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成為貪官的夢魘。

　　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問題，已經爭論了十多年，事實上，這項制度也并非完全空白，有一個地方已經悄然試行。頗有意味的是，“破冰”之地并不是人們想象中的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而是遠在西部邊陲的新疆阿勒泰地區。

　　阿勒泰地區紀委書記吳偉平，曾參與多起腐敗大案的調查偵破工作。他說：“目前我國普遍實行的是收入申報，而非財產申報。收入只是公務員財產的一部分，而更多隱形收入才是公務員滋生腐敗的陰暗角落，才是應該申報、公示的關鍵。”

　　反腐專家也認為，“財產”和“收入”兩者之間有著天壤之別。古今中外的大量腐敗事例表明，濫用權力之腐敗通常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至少是澤被一家，腐敗收益通常也同官員合法性工資收入是兩碼事。

　　據了解，我國早期的收入申報制度，基本上是注重申報而忽視公開，申報制度本該具有的監督效力因此大打折扣。阿勒泰出臺的規定明確，凡是“與領導干部職權密切相關的收入都將通過阿勒泰廉政網及當地主流媒體及時全面公開，以接受社會有效監督”。有專家指出，此項規定，實現了由“只申報不公開”到“既申報又公開”的跨越。

　　7．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中共的各級領導干部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更替為一批年富力強的“年輕人”。在中國省部級干部中，生于上世紀60年代的人逐漸增多，外界稱之為中國政壇的“60后精英”，如農業部部長孫政才、河北省省長胡春華、湖南省省長周強、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努爾?白克力等。

　　最早提出干部隊伍年輕化建設的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初，當看到“文革”后復出的許多部門領導大多數已經是花甲老人后，他開始大力提倡培養年輕的接班人。他提出，要廢止領導任職終身制，把大批優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來，保證事業后繼有人。

　　十六大以后，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積極推動年輕干部到基層和艱苦地區鍛煉成長，建立來自基層一線的干部培養鏈，培養選拔年輕干部工作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在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明確提出“加大培養選拔優秀年輕干部力度”。此后，中共在年輕干部的教育培訓、實踐鍛煉、黨性修養、作風養成、選拔使用、管理監督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重要舉措。

　　8．關于干部年輕化現象，各位專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國際共運史學會副會長黃宗良說：“干部年輕化已成為中國共產黨干部人事制度的發展趨勢。”

　　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主任嚴書翰說，當時有許多人認為鄧小平只是撥亂反正，其實正是他這種高瞻遠矚的眼光，規劃了干部隊伍年輕化的未來圖景，保障了改革開放政策方針的貫徹落實。

　　分析人士認為，當那批從戰場上走上領導崗位的共產黨干部退出后，年輕的繼承人需要面對的問題是，有沒有資格和能力繼續領導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

　　在嚴書翰看來，答案就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一寫入黨章的重要理論，為干部隊伍建設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梳理這幾年的脈絡，可以看出，年輕干部的培養、選拔方式不斷創新，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政策體系，制度化水平也得到不斷提高。”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宋世明表示。

　　在干部隊伍年輕化政策為改革開放注入巨大活力的同時，年輕干部隊伍的培養選拔也出現不少亟待改進的問題。

　　年輕化在一些地方被演變為“年青化”、“低齡化”，一些年輕干部缺少基層歷練，成了家門——校門——機關門的“三門”干部。

　　據統計，中央和國家機關廳局級領導干部中，來自高校應屆畢業生的比例高達44．6％，而具有縣、鄉基層領導工作經歷的僅占12．5％，“這種情況長期發展下去，就會增加機關干部脫離實際、官僚化和機關化的可能。”宋世明表示。

　　黃宗良說：“‘年輕化’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年輕化’不等于‘低齡化’。用年齡來‘一刀切’最簡單，但這不是正向的人才機制，會造成人才損失浪費，破壞事業發展。”

　　嚴書翰認為，要做到干部制度定型，要做到科學合理又和諧自然，就要把選人用人的合法性和代表性有機結合起來，這也符合黨內民主進程的要求。

　　按照嚴書翰的看法，合法性就是干部選拔要得到大多數人贊同；代表性是要求干部配備在年齡、專業知識背景、崗位和經歷四個方面有合理的結構。

　　分析人士說，在不久前舉行的全國培養選拔年輕干部工作座談會上，除了一貫強調的“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和“注重實績、群眾公認”之外，中共對年輕干部提出了許多具體要求，比如用科學發展觀武裝頭腦、信念堅定、思想純潔、基層實踐、注重法治等等。

　　國家反復強調，要形成有利于優秀年輕干部脫穎而出的選拔機制，使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形成合理結構，始終充滿生機與活力。

　　黃宗良說：“通過不斷完善的制度選拔出來的年輕干部，將具有端正的德行、開闊的視野、良好的教育背景、豐富的基層經驗和得體的形象，將大大增加他們執政的親和力和創造力。”

　　曾有西方的黨派學者發出疑問：為什么中國共產黨歷經80多年仍然保持勃勃生機？

　　嚴書翰認為有兩條重要原因：一條是中共的指導思想與時俱進，另一條就是干部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解決好干部這個關鍵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才能承前啟后、興旺發達，黨和國家才能長治久安。”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