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公考申論熱點：“公務員禁聽證”僅是權宜之計

    廣州市政府重大行政決策程序規定近日正在征求公眾的意見，在其中有關聽證會的制度里面，聽證會代表的構成中，利害關系人代表不能少于三分之二，另外公務員不能再擔任代表職務了。(央視《新聞1+1》9月23日)

　　所謂的公務員不能擔任聽證代表的爭議，我認為與年紀輕輕的周森鋒擔任市長引起的爭議，在某種程度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事實上，公務員擔任聽證代表也好，年紀輕輕的周森鋒擔任市長也罷，在一個法治社會，都是并不違反公平與正義的事情，關鍵在于目前的程序不透明與不完善，才會導致公務員參與擔任聽證代表變樣，而如此年輕的周森鋒擔任市長，人們會懷疑是否存在“幕后”因素。

　　對于有關重大事項進行聽證，是關系到全社會的事情，影響到社會方方面面的利益，這當然包括公務員，因為公務員在平常的生活中，他們也是普通公民，他們與一些行政決策也存在利害關系，行政決策當然也要聽取他們的意見。所以，這樣的規定引發公務員的反對就自然而然。也有的公務員說：“提法本身就有矛盾，有些利害關系人代表就是公務員，再說有些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可能也是公務員啊。”

　　白巖松認為，“如果要是現職公務員的比例占得太多了，豈不變成了政府聽政府自己的聲音。”我認為這并不是理由。首先，這一規定完全禁止公務員擔任聽證代表，并不能解決現職公務員的比例占得太多的問題，而是倒洗澡水時順便將嬰兒也倒掉了；其次，公務員隊伍很龐大，許多其他部門的公務員因為切身利益參與聽證，就不能說是“政府聽政府自己的聲音”。因此 ，如果說禁止作出決策的政府部門的公務員擔任聽證代表具有合理性，禁止在聽證會中公務員代表比例太大也具有合理性，那么，完全禁止公務員擔任聽證代表就不具有合理性。不過，同時我也認為，這樣的規定確實也是迫不得已的權宜之計。

　　因為，我們目前的聽證并不完善，更不透明，聽證代表的選擇上沒有一個公平、公正的程序，所以，許多聽證代表并不具有代表性，一些地方甚至在政府機關的操縱下，某些人成為“專職聽證代表”，奔波于各個聽證會場。這樣，一些并不具有代表性的公務員，不但堂而皇之地成為聽證代表，而且占據相對多數位置。比如不久前，廣州黃埔大橋收費標準聽證會中，15名正式代表中就有5位公務員，分別來自廣州市交委、財政局、發改委、市政協、市人大常委會。這樣的聽證會不開成“漲價會”或者有利于政府決策的會才怪呢？

　　因此，在聽證并不完善、不透明，聽證代表不具代表性的情形下，廣州規定公務員一律不能擔任聽證代表，確有釜底抽薪的作用，讓政府機關和公務員的意志不再主導聽證會，讓聽證會更真實一些。不過，這還是權宜之計，因為這是以漠視部分與聽證會有切身利益的公務員聲音為代價。真正的出路在于完善聽證制度，讓聽證會更加公平、公正和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