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實，即使本山大叔沒有“臨陣退出”，春晚的收視人群也會萎縮。對于春晚來說，這或許是一個無奈，但是對于文化消費來說，這是一個必然——當人們的娛樂方式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多元時，期待著人們還在除夕那天圍著一臺晚會過春節，已經不太現實。所以，春晚節目組不必因為拒看人群的增加而感到難過，在如今這個文化消費充裕的時代，春晚式微已經不可避免。

　　但話又說回來，不必難過并不意味著可以不思進取。在春晚式微的形勢下，春晚節目組依然可以銳意進取，傳承春晚的好傳統，以在觀眾流失的背景下著力挽留老觀眾，吸引新觀眾。這是春晚節目組最應該做的。如果沒有這樣的文化生產自覺，則春晚的地位和質量會一年不如一年，而觀眾對春晚的感受也會由勉強接受到真的拒看。

　　那么，春晚的文化內涵是什么?或者說，春晚何以在過去的幾十年成為新的年俗?有人或許會將原因歸結為當時娛樂的匱乏，在人們的娛樂方式和內容極其有限時，壟斷最優質文化資源的春晚自然能夠一枝獨秀。但即使如此，春晚能夠進入人們內心，還是有其值得珍惜的文化內涵，這些文化內涵讓春晚真正成為人們不能舍棄的文化大餐。具體地說，春晚的文化內涵至少包括這樣的兩個方面：聯歡和表達。所謂聯歡，一定是各個群體的互動;所謂表達，一定是群體自身的發聲。如果忽視了這兩個文化內涵，則春晚就可能成為只是精彩節目的匯演。

　　正是這個原因，本山大叔近幾年的小品讓人覺得不夠真誠和過癮。從《不差錢》開始，本山大叔的農民形象越來越模糊，盡管他的服裝依舊，他的風格依舊，但是當他刻意推出自己的徒弟時，他苦心經營的農民形象卻不再清晰，而且小品的內容也基本與農民的現實生活無關。從其今年準備的節目看，依然屬于設計精巧，生活不足的精致小品。

　　也正是這個原因，去年春晚上的旭日陽剛讓人印象如此深刻。盡管這對組合在登上春晚之前已經在網絡和星光大道上頻繁曝光，但是當他們在春晚這樣一個最高綜藝舞臺上演唱《春天里》的時候，人們還是發出了抑制不住的唏噓感嘆。他們的節目之所以成功，原因不在于他們唱得如何成功，而在于他們以農民工的身份發出了自己的訴求和聲音。這就是聯歡和表達的體現。如果換成原唱來演唱這首歌曲，也許演繹得會更加完滿，但是人們卻不一定會如此感動。

　　作為一個品牌，春晚的影響力依然存在;作為一種文化，春晚早已融入到人們過年的習俗中。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春晚也正在面臨其危機。當趙本山等一批符號化、標簽化的人物漸漸退出春晚舞臺時，當年輕人的娛樂方式越來越新潮時，春晚如何繼續保持著自己的地位和影響，如何繼續春晚的神話?這個命題顯然在拒看人群增加時，更需要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