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期開學了，年年“開戰”的“小升初”再一次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21世紀教育研究院對我國35個主要城市進行了2010年度公眾教育滿意度調查，88.6%的公眾認為本地中小學擇校問題“非常嚴重”、“比較嚴重”，“家長平均為‘小升初’擇校準備階段的花費為4.4萬元，北京地區高達8.7萬元”，報告中出現的這一串數字，表明了“小升初”這座大山的重量，更直指中國基礎教育的頑疾和痛處。另據媒體的最新報道，因為擇校費等潛規則盛行，北京一位中小學校長可支配上億元的資金，教育腐敗悄然滋生。

“小升初”擇校問題，已不僅僅是對家長和孩子心力的煎熬，它所形成的龐大而銳利的利益塊壘，已經戳傷了社會公平、背離了義務教育的本義。而在某些城市，教育與權力的聯姻，更讓“小升初”擇校如脫韁的野馬，難以管理。“小升初”，病了很久，病在了中國義務教育的關鍵處。如何醫治這個痼疾，人們期待理想的答案。

相關評論

1.《中國青年報》楊東平：“小升初”亂象主要責任在地方政府

在“小升初”擇校熱中，已經形成穩固、明確的利益格局、權力尋租和利益交換。作為基礎性的制度安排，存在兩個不公平：重點學校制度導致資源配置不公，開放金錢和權力擇校的通道導致入學規則不公。這背后都有巨大的經濟利益。教育主管部門與重點學校結成利益聯盟，造就居高不下的擇校收費市場并分享收費；重點學校則與培訓機構結盟，規避風險，制造課外培訓的巨大商機并分享利潤。

主管部門之所以不能依法行政、不愿意觸動變相的重點學校制度，而且仍在錦上添花、制造差距，楊東平認為其根本原因在于，重點學校可以成為管理部門享受“優質教育”的近水樓臺、可以獲得擇校收費的經濟利益、可以用優質資源與其他權力部門進行利益交換，以及利用培訓市場獲得不當利益。許多培訓機構和面向小學生的學科競賽背后，都有教育主管部門的利益和身影。

政府失去監管，規則不公，開放以權擇校、以錢擇校、以優擇校和默許“小升初”入學考試，未能有效地維持義務教育正常秩序，加劇了“小升初”亂象。因而，在這一過程中應當承擔主要責任的，不是家長、不是培訓機構、不是重點學校和校長，而是地方政府。

2.《文匯報》全林：義務教育能適用“效率優先”嗎？

在擇園、擇校熱的背后，是義務教育資源配置的極不均衡。而這是由于多年來采取的“效率優先”資源配置模式造成的。首先是地區財政實力“優先”，哪個地方富裕，哪個地方的教育資源就豐厚。其次是特色學校、示范學校“優先”，哪個學校辦得好，得到的政府支持就越多。再是優秀教師、高水平教師“優先”，哪個教師水平高，就把哪個老師“拔”到重點學校、示范學校去，以前靠行政調動，現在靠市場經濟高薪吸引。

表面上看，這種教育政策，導向高效率、高質量，倡導了競爭精神，與時代要求相符，但是，這卻違背了義務教育發展的最根本目的。并由此加劇家長和學生對優質教育資源的爭奪，使素質教育成為空中樓閣。義務教育是公共產品，每個公民有權享受平等的義務教育機會和同樣質量的義務教育。對于作為公共產品的義務教育，首先應該強調的不是教育的效率，而是教育的公平，要在公平的基礎上配置教育資源，讓每一個公民能平等的獲得教育機會。

模擬題

有媒體報道，目前北京市小升初擇校費高達8.7萬元，對學生及家長造成了極大的困擾，請談談如何化解這一難題。

參考解析

2010年，“切實縮小校際差距，著力解決擇校問題”被寫入《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義務教育法以及有關地方政策、法規，也已作出明確規定和部署。但是，“小升初”擇校仍然是北京等全國大中城市的難題，擇校風的蔓延，成為許多學生及其家庭的重負，加劇了教育資源分布不均的狀況，一些學校人滿為患，資金充足，而另外一些則生源枯竭，難以為繼。同時，擇校的混亂狀態可能造成“亂收費”，滋生教育腐敗。

擇校風的出現，是多方面原因綜合作用的結果：

第一，擇校的根本原因是教學資源的差異化。我國的教育投資模式，是地方負責、分級管理。在這種模式下，教育開支取決于當地的財政實力和投入比例。財政實力強的地區，不僅配備了良好的教學硬件設施，而且具有優秀的師資力量，優質資源的集中使得經濟實力強的學校越辦越好，而一般學校則停滯不前甚至越來越差。這種差異不僅存在在我國東西部地區、城鄉之間，甚至于同一城市不同區域內也會存在，而學生及家長必然會選擇教學資源好的學校。

第二，辦學不規范，錄取不公開透明。我國目前小升初并沒有統一規范的錄取程序，也沒有類似于高考的規范化考試制度，學生的錄取決定權掌握在學校手中。在“供不應求”的前提下，學校受到功利化因素的影響，必然會選擇對學校有利的方式進行招錄。因此，出現了以錢擇校、以權擇校的問題。

第三，缺乏有效的監督約束機制。在我國當前教育體制下，教育監管存在多種問題。對于學校在小升初招生過程的問題，各級政府部門不能夠有效的發揮綜合監管的作用，及時的制止小升初亂象的蔓延。教育行業協會等中介組織不健全，受教育者對教育機構的決策沒有發言權等，都造成了在教育業上的監管缺失。

解決擇校難題，需要政府主管部門、教育機構和社會公眾的共同努力，只有合力，才能盡快的解決問題：

第一，在義務教育資源配置上，應當盡量公平合理。在我國目前的經濟條件下，要完成教育資源的完全均衡化還需要很長的時間，因此，現階段各級教育主管部門應當做的是在最大程度上保證公平。受教育是公民的權利，保證公民平等的接受教育，是各級政府應當進到的責任。政府應當控制優質教學教育資源的無序流動，采取措施防止資源過度集中，在教育投資上實現相對公平，持續縮小義務教育的區域差距。

第二，在錄取規程上，應當建立完整的、可操作的制度，減少錄取過程人為因素的干擾，保證錄取公平公正公開。各級政府部門應發揮自己的行政監管作用，對錄取過程中出現的以權擇校、以錢擇校的現象及時制止，對相關責任人嚴肅處理。錄取過程的透明化，一方面有利于監管的實施，另一方面也加大了違法者的成本，有利于控制錄取黑幕的產生。

第三，國家應當加強教育監督立法，明確賦予第三方教育監管機構、媒體、受教育方監督的權利。在撥付教育資金時，應當保證公眾的參與權，在制定學校的收費政策時，首先應當聽取受教育方的意見，對教育機構進行評價時，應綜合社會相關群體的意見等。

只有在社會中重新樹立起正確公平的教育觀念，并以嚴格有序、執行到位的規章制度作為保障，才能解決小升初難題，真正的實現教育的平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