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誠然，外交的政治游戲有著它特有的邏輯，但并不代表著這種邏輯必須強加給民眾。看待捐贈馬其頓校車一事，吳先生看到的是國家臉面，而民眾看到的則是民生的迫切所需。如果說民眾對捐贈馬其頓校車的爭議，只是醉翁之意，那么吳先生對國民心態的批判，顯然是淡漠民眾的殷切之心。國民的心態真就那么狹隘和自私嗎?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重大災難，都能看到中國民眾的無疆大愛飄灑彌漫，國人何時在面對人類共同災難需要援助時說過不，表現過小器?

　　或許，在外交家的眼里，通過其向外展示的必然是個盡可能完美和強壯的國家形象;但是在民眾的眼中，一點一滴的民生改善，一絲一縷的幸福感，才能讓其感受到國力的強大。實際上在這一點上，外交家和民眾都是殊途同歸的，都是希望國家能夠昌盛強大，能夠得到認可。民眾之所以對捐贈馬其頓校車頗有微詞，并不代表著對國際援助的否認，并不代表著民眾狹隘自私，沒有廣闊胸懷。之所以爭論此事，無非是想政府在積極外塑形象的同時，勿忘用心去強化民生改善。

　　以寬廣的胸懷放眼世界，誠然是可貴的，互助互愛也正是人類共同的情懷和價值信仰。但是，這種情懷和價值信仰，不能僅僅體現在對國際社會的關愛上，本國的國民更應享受這種情懷和價值信仰帶來的福祉。“達則兼濟天下”，當我們兼濟天下的時候，可別忘了自己的國民也是天下的一員。國家兼濟了馬其頓的孩子、非洲的兒童，當然也應把這種情懷體現在本國的孩子身上，使其不會成為被忽略和拋棄的孤兒。民眾對捐贈馬其頓校車有情緒，恐怕正是發軔于這種被忽視感和被遺棄感，并不是跟馬其頓的孩子爭風吃醋。

　　政府如果能夠把在世界面前展示的這種責任感，同樣體現在本國民眾的身上，那么就能“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改變民眾的“房奴困境”;就能讓民眾擺脫“老無所依”的窘迫;就能讓孩子坐上安全的校車健康地走向未來;就能讓國民在民生的改觀中感受到尊嚴和幸福;就能給逼仄的青春制造暢通的出口;就能給受傷的權利找到正義的療藥……責任和情懷，不僅在乎別人怎么說，更在于自己怎么做。由此可見，“弱國心態論”顯然是誤解了民眾的期許，脫離了現有的民生環境。

　　像愛其他國家的孩子一樣愛我們自己的孩子，像關心其他國家公民一樣愛護自己的國民，民眾的期望僅此而已，怎么就自私、狹隘了?媽媽不顧家貧慷慨解囊的故事固然高尚，但無論家庭倫理還是國家倫理，如果連自己的孩子都不愛，談何心懷天下。難道自己的孩子就不是天下的一員嗎?國民對捐贈馬其頓校車的爭論，只是想讓我們的孩子能夠坐上安全的校車而已，期望政府在對外關系中的責任感和情懷，能夠溫暖本國的孩子和國民罷了，何至于上升為“弱國心態”，何以謂之自私小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