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論熱點：誰來給深圳農民工“作證”

“我作證！我作證！”電影《集結號》中，為了討回47名陣亡戰友的榮譽，谷子地向著空曠的煤場大聲呼喊。在現實生活中，深圳百余從事孔洞爆破工作的農民工，近日也遭遇同樣的“證明”問題：因為沒有勞動合同，用人單位不肯出具職業病檢查委托書，職業病醫院拒絕為他們檢查治療。

“誰來作證？”這樣錐心的呼喚，我們聽到已經不只一次：農民工張海超選擇了悲壯的“開胸驗肺”，才促成事件解決。云南昆明一個機械加工廠的13名工人，要求企業為他們進行職業病鑒定遭拒，也提出“開胸驗肺”的申請。

“誰來作證”的疑問背后，是制度的困局。按規定，職業病的鑒定、診斷，要用人單位提供相關證明，包括職業健康監護檔案、工作場所職業病危害因素檢測評價資料等。但讓連勞動合同都不愿簽訂的企業為自己的過失“舉證”，并主動承擔經濟賠償，無異與虎謀皮。

也許有人會說，明知道沒有勞動合同意味著可能失去基本的保障，甚至以健康和生命為代價，勞動者就應該加強自我保護，不去打這種“黑工”。這話自有它的道理�！秳趧雍贤�法》明確規定“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書面勞動合同”，宗旨是保護勞動者權益。但對農民工進行權益保護教育，并不是這里要討論的重點。

在勞動關系的利益鏈條之中，與企業相比，農民工無疑處于弱勢一方。正如報道中這些炮工們所說：“如果誰敢要求企業簽訂勞動合同，后果就是走人”。而“用黑工”，企業可以減少甚至取消勞動者的各種保障，卻只承擔被相關部門發現后遭受處罰的風險——事實證明這種風險概率很低。無論從事實還是利益分析，規避制度的主體都是企業，應該承擔責任的也主要是企業，而不應讓農民工為此付出代價。

更重要的是，在“打黑工”已是既成事實之后，如何發揮制度的救助作用，以免農民工們在遭受“違反制度”——企業以辭退相威脅不簽勞動合同——的傷害之后，再次受到所謂“嚴守制度”——沒有勞動合同所以不出具檢查委托書——的暗算。

制度的終極目的，是和諧社會關系。好的制度，不僅能提高效率，更應該能維護公平、公正，保證每個人的權益都得到伸張。惟其如此，制度的設計，應該向弱者釋放更多的善意，因為只有弱者得到了保護，整個社會的公平公正才不至于成為空中樓閣。比如，在職業病防治的相關規定中，是否可以考慮由第三方來進行生產場所的職業病危害評測？在勞動合同的相關制度中，是否能通過提高違法成本，保證整個制度的良性運轉？

制度的設計，應該從“人情”出發。法治社會，有制度、有規則，更應有人性的溫暖。讓弱者更弱的制度，絕對不是好的制度�！罢l來作證”的呼喚，應該得到制度的應答，因為保護弱者，才是制度最大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