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世界范圍而論，各地區的不同民族，在早期都是獨立發展的，不同的生存條件和民族性格，造就了不同的文化系統。但由于這些民族都必須經歷某些相似的歷史階段，所以在早期，文化上的相同遠遠多于不同。大家都根據太陽建立了年的概念，也都有極相類似的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乃至以象形為共同特點的各種文字。

就醫學發展而言，從原始本能到經驗醫學的全過程，基本可以說是一致的，各民族都不乏掌握草藥用法之人，也都有心靈手巧的外科醫生。此后出現了較大的分歧，各民族建立起了形形色色的“傳統醫學”，但流傳至今未見衰亡、尚不能被西方近代醫學所取代的，大概只有中國醫學。其原因就在于中國醫學并非簡單的經驗醫學，她具有相當完備的理論體系作指導，醫生治療疾病時可以根據理論分析處理從未見過的病癥，這是經驗醫學難于做到的。即使是屢見不鮮的常見病，正確的中醫治法也是從分析辨證入手，而不是簡單地重復以往的經驗。

中醫理論是怎樣產生的，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然而，“神農”、“黃帝”都是上古之人，或者說，他們在傳說中是人和神之間的混合體。在沒有文字記載的時候，神話傳說是唯一可以記載歷史的手段。零碎的經驗醫療實踐經驗，如果不通過個人的總結，不會形成理論化的醫學。不管個人的成就如何需要客觀的因素，任何一種劃時代的創見，從實踐經驗向理論的飛躍，終究要通過個人來完成，這種工作并不是一般人所能辦到的。如果說經驗醫學的發展有賴于人的智慧，那么體系化的形成就非需要“英雄人物”不可了。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都需要這樣的人，醫學也不例外。沒有他們，醫學只能有量的發展（例如歷代本草藥物的總結、方書的擴展），難于出現質的變化。

中醫的五行學說概念并非醫學獨有，而是一種社會的哲學思想，當其被引入醫學后，就出現了病因醫學教|育網整理、病理、藥物、治則諸方面渾然一體的高度概括，以及相互間縱向的聯系。這種理論化的進步，只能歸功于那些未受分工限制、博學多聞、敏于思維、能夠融匯貫通的杰出人物。有關杰出人物的特殊作用，還要涉及中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經脈學說。對于這種迄今尚未被現代科學完全證實的人體聯絡系統，過去一般解釋為源于臨床實踐觀察；經絡的發現，和針刺術的發展相關聯。然而臨床實踐觀察乃是世界醫學所共通，原始的針刺、放血、按摩、熱熨等治療手段也同樣廣泛地應用于東西方諸國，如果是上述理由導致了經絡的發現，這一學說就應普遍出現于世界各地，而實際情況卻是唯有中國。另外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醫書的出土，也顯示了針刺方法并不是產生于經脈學說之前。因此只有認為經絡的發現導致了針刺術的發展，才能解釋為什么原始的針刺技術唯獨在中國能夠得到發展，成為一門獨特的治療技術。

理論體系的建立，是醫學發展成熟的最重要標志。在西方世界，古希臘的醫圣希波克拉底，約公元前460—前377）確立了以四元素為主導思想的理論體系，經古羅馬的蓋侖（公元129一199）的發揮，一直控制著西方醫學界，文藝復興后才被近代醫學所取代。而近代醫學的龐大體系又是以維薩里（公元1514-1564）的解剖學為基石而逐漸發展起來。中國傳統醫學的理論奠基完成于漢代，此后基本沿襲未見本質的改變。但是理論體系的建立，并不意味著經驗醫學的終結。經驗始終是第一性的，并不斷地在醫學發展的不同階段，以不同形式出現，成為醫學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當理論體系建立起來之后，各種理論還必須接受經驗的檢驗，許多經不起實踐檢驗的理論漸而銷聲匿跡；另一方面，新的經驗積累又促使智者將其總結歸納上升成為理論。醫學，恰是在這種錯綜復雜的關系中逐漸發展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