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6世紀以后，西方醫學走向重大變革。由蓋倫以前的醫生或研究者與蓋倫所建立起來的，以古希臘整體醫學為代表的古代西方醫學的大廈，被后來者，一塊磚一塊磚，一根梁一根梁地拆除，最后，徹底地推倒了古代西方醫學的大廈。于是在古希臘醫學大廈的廢墟上，又重新打基礎，用新的思想、新的方法在那個廢墟之上重新建造起全新的近代醫學大廈。

中國本土醫學追溯

在古代中國，我們的先人創造了裴李崗文化、河姆渡文化、半坡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并接受了它的洗禮，加速了前進的步伐。他們穿越了上古祖先有巢氏、遂人氏、伏羲氏、神農氏、黃帝與堯、舜、禹時代的漫長時空，使得體外進化與精神進化得到空前的進步。先民在掌握稼穡技能的過程中，已經逐步掌握了以草藥為代表的常用藥物知識與基本的醫療自救技能，通過結繩文和口耳相傳，代代記憶。

公元前16～前10世紀在中國的商代和西周早期，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已經有了關于疾病記載，據李宗焜先生考證辨疑各家之說，認定達23類之多，另有關于針剌、灸療與按摩的治療（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二本）。從甲骨文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等可以領悟，在此前更早的上古，天人合一觀念的雛形與醫療思想的萌芽。

中醫學以其特有的文化意蘊以及其歷經數千年而能完整的、系統的、不間斷地傳承到21世紀的今天，這在世界古醫學中是獨一無二的。作為具有本土性的知識體系，它突出地顯現出傳承性、系統性、務實性、穩定性與相對開放性等重要特征。

中醫學要按自身規律發展

《劍橋醫學史》的作者羅伊·波特說：“西方醫學的根源似乎十分相似于中國、日本或印度醫學。早期的西方醫學，如我們所提到希臘醫學，尤其是希波克拉底和蓋倫，都是一種整體醫學；它強調心與身、人體與自然的相互關系；它非常重視保持健康，認為健康主要取決于生活方式、心理和情緒狀態、環境、飲食、鍛煉、心態平和以及意志力等因素的影響。在這個傳統中，要求醫生應當特別重視研究每個病人個體健康的特殊性和獨特性。它關注的是病人而不是疾病，強調的是病人和醫生之間的主動合作。”

羅伊·波特指出：“今天的西方醫學與眾不同的是，在某種程度上它背離了自己的傳統，走向了新的方向。”作者向世人提醒：“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正如對西方的經濟的、政治的和軍事的體制大張旗鼓地批評一樣，對西方醫學的批評聲音也日漸增強，并以某種方式譴責西方醫學體系太技術化取向、太非人格化、太體制化、太高技術化、太科學化、太官僚化，譴責它考慮更多的是醫學職業的發展而不是病人的利益醫學教|育網整理。在過去20年里，西方已有越來越多的聲音要求回到西方醫學傳統的起源，同時也開始從上面所提及的東方醫學傳統中尋求另一種醫學的智慧。”

《劍橋醫學史》的作者給我們提了個醒，應當避免古希臘、羅馬等西方古代整體醫學的核心價值和精神散失的歷史重演，不能重蹈希波克拉底、蓋倫醫學核心價值和精神大廈塌踏的覆轍，中醫學還得按自身的發展規律走自己的路。

從世界醫學史中似乎可以看出，中醫學在產生的時代與歷史空間與亞美尼亞醫學、古埃及醫學、古希臘醫學、古印度醫學有一定的共性，而與文藝復興后產生的近代醫學卻不在同一個時空坐標系上。中醫學的積累、傳承和發展與西方醫學的覆蓋、更新、發展道路不同。從古希臘、古羅馬醫學的消失，我們是否能從中得到一點警示：研究中醫學的人和管理中醫學科研的人，決不能在漂亮口號與時髦“課題”的掩蓋下，把中醫學術緩緩地“格式化”和慢慢地“覆蓋”。

我們要珍惜中醫學的過去，愛護中醫學的未來。洛伊斯·N.瑪格納以羨慕稱贊的口吻說：“中國不僅以民間藥方的形式，而且以成熟和受人尊重的方式保持了它的醫學傳統，在某種程上這種獨一無二的穩定性要歸功于對過去的深深崇敬和可能有著6000年歷史的文字記錄系統。”對中國的本土醫學，我們要以敬畏的心態依然“深深地崇敬”。我們這一代人只能為中醫學大廈添磚加瓦，不能拆磚卸瓦，更不能偷梁換柱。既不能用硬方法摧毀，也不能用軟方法戲說。我們有責任用心仔細地愛護它，保護它，傳承它，發展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