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 應強調指出的是， 中醫學的哲學因其對主體的關懷所必需， 導致其重要的理論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終極關懷中汲取。如果說中醫學的發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對主體的終極關懷的理論形式而成功的解決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論和醫療實踐中的問題， 那么， 這一歷史事實所反映的道教哲學中的關于解決終極關懷問題的成就本身就成為當代重要的哲學問題。

　　老子在《道德經》中規范了道的本體論意義并在相當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體的方法論。《周易》在基本的意義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學問題。關于人的存在的本質性問題， 這始終是哲學的重大問題， 但西方哲學對此已無能為力。由于《道德經》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對這一問題的限定， 使之對人的本質性存在的形式問題沒有在基本的哲學意義上給出， 所以， 人類的存在的所有問題表明， 人的存在的本質性問題是當代哲學應重點解決的問題。中醫學在映射這一問題中， 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質性問題， 尤其《內經》中的有關論述， 應引起我們的重視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經》及《內經》的哲學思維對當代的哲學發展及對中醫學的繼續進步將有極重要的意義。這已在近年的中國文化熱中顯見端倪。筆者在對人的存在的本質性問題的研究中， 結合西方哲學中的問題， 受《周易》的道器之論之啟發， 形成了形而中論的哲學。 形而中論的哲學認為， 人對存在的認識，是以形作為主體認識、并分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點， 人的存在形式和主體地位實際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間者也”， 因次， 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時空的方式建立起對形的認識， 因此， 形而中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建立在時空的本體論基礎上，并且與中醫學的時空觀統一。 形而中論的哲學體系將能很好的解決一系列的重大的中醫學的哲學問題。（限于本文的篇幅， 有關的具體論述請參看筆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醫學的醫療模式及其在當代的發展道路

　　自晚清開始的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在中國近代和當代文化中的主體性地位以來，對中醫學的思維模式及其哲學的研究， 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維模式及其哲學的中醫學范疇幾乎都以西方哲學的模式進行了解釋。對于這些解釋， 已成為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的主流， 但是， 由于哲學本體論在西方哲學中的失缺， 以西方哲學作為主體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確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醫學的思維模式及其哲學。 因此，從本質上重新把握中醫學的思維模式及其哲學───道家和道教哲學對中醫學的重要性及其在當代的發展方向， 是相當重要的。

　　如果思維方式和其產生的對思維的形式的統一性是哲學的自在， 那么， 一定的知識形式將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 哲學只是從形式中所發現的基本規則。因此， 就中醫學的形式而言， 如果承認其是不同于西方醫學的獨立的形式 ，那么，自在的哲學就是與西方哲學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 與西方醫學是西方哲學所生成的醫學形式一樣，中醫學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形式。所以，從中醫學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學思維， 體認其自在的哲學， 也許是比以西方哲學為主體的研究方式對發現中醫學的哲學模式更為有利。

　　長期以來， 有關中醫學的哲學的研究， 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其哲學思維屬于辨證法的思維方式或樸素的辨證法， 由于中國哲學的自在方式產生的中醫學， 使以西方哲學中的辨證法的方法認識和研究中醫學形成相當大的曲解， 由此導致不但不能從本質上認識中醫哲學， 而且對中醫學的研究和發展形成了相當大的障礙。因此，從哲學上的正本清源就是當代中醫學研究的重要任務。

　　辨證施治與辨病施治是中醫學的主要理論之一， 兩者的理論關系在哲學中的統一， 構成了獨具理論特色的中醫的治法和治則的諸要素， 辨證施治與辨病施治的關系反映出中醫學中的認識論的哲學體系， 是與中國哲學的本體論一脈相承的。探討辨證施治與辨病施治的關系， 分析辨證施治與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國哲學內涵 ，是哲學的重要任務， 而道教學者在修練和醫療實踐中總結出的功理功法， 無疑是對問題的解決， 而這些應在當代加以研究的。

　　辨證施治與辨病施治是對疾病認識并采取相關的醫治方案的中醫學的重要的理論，兩者反應出的對疾病的認識， 就人是自然界的整體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當深刻的。八綱辨證、六經辨證、衛氣營血辨證、臟腑辨證、氣血津液辨證， 病因辨證等， 辨證雖有相當多的方式， 但以陰陽為體。 《周易》有“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論， 是辨證的總綱。施治與辨病施治雖表現為“同病異證 ”、“異病同證”、“同病異治”、“”異病同治“等較為復雜的關系， 但只要在陰陽上辯病識證， 就可事半而功倍。總之， 中醫學理論體系是一種高級的綜合性的學術修養， 與形而下的西方醫學絕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醫醫療特點的存在， 中醫學人才的培養的教育體制的改革勢在必行， 這關系到中醫學的生死存亡的問題， 就目前我國的中醫學人才的培養教育體制而言， 由于與中醫學自在的規律相悖， 已嚴重的阻礙了中醫學的發展， 降低了中醫的醫療水平， 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 而且使目前的中醫學人才也青黃不接。

　　我認為， 中醫學的發展道路應在以下的改革中進行：

　　1， 改革中醫學的教材。應編寫中醫哲學教材， 增加開設以“道”為基本內容的“中醫哲學”課， 鍛練加強學生的哲學思維能力， 使學生建立起一定結構的中國哲學的思維方式， 以利于中醫學的學習和中醫的醫療實踐。不但如此， 還應在普通小學教育中， 增加以中醫學為基本的世界觀和養生學教育， 真正的使學生的德智體全面發展。對生產高素質的中華民族而言， 這一點也是相當重要的。

　　2， 中醫人才的培養道路， 應走“師徒制”， 這是中醫學內在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模式之傳承所必需的， 這不但為中醫學技術的口授心傳特點所決定， 更多的則是中醫學的道德倫理的特色所限定的問題。實踐表明， 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 為中國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中醫圣手。但現代的中醫教育體制下少有這樣的人才出現， 其中的教育體制不可不徹底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