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真珠（珍珠）入藥，并不奇怪，真珠“入厥陰肝經，故能安魂定魄，明目治聾”，可知是常用藥物。但用古墳里死人頭上的真珠，總是有點出奇了。《本草綱目》的著者李時珍也特別說明：“凡入藥不用首飾及見尸氣者，以人乳浸三日，煮過……”似乎李時珍的時代，醫家一般都要用死人頭上的珍珠，功效大概比新鮮真珠強。賈寶玉一定讀過李時珍這部士大夫人人皆讀的藥典，但從治療林黛玉“先天生的弱”這種內癥來看，未必照搬藥典，而是獨出心意。“醫特意耳”，賈寶玉不但懂得，而且還是長于創“意”的主兒，他想到黛玉身上的陰氣太重，所以必要用墓穴里浸淫了多年陰氣的珠子做主藥，才能以陰化陰。不要以為賈寶玉隨便說著玩，他對林小姐可不敢亂來，合府上下也都拿他的話當真呢。合成這副藥，按說在賈府是沒問題的，但林小姐是否服它，小說未作交代，我們也不必追究。

　　倒是聯想到南朝醫人徐嗣伯類似的故事。《太平廣記》描寫徐嗣伯，也是一個善于用墳墓中物作奇方的人：

　　徐嗣伯字德紹，善清言，精于醫術。曾有一嫗患滯瘀，積年不瘥，嗣伯為之診疾，曰，此尸注也，當須死人枕煮服之，可愈。于是就古冢中得一枕，枕已半邊腐缺，服之即瘥。后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眾醫不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蚍耳，當以死人枕煮服之。依語煮枕以服之，得大利蛔蟲頭堅如石者五六升許，病即瘥。后沈僧翼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之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于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知而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療之俱瘥，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也，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滯，得死人枕促之魂氣飛越不復附體，故尸注可瘥；石蚍者，醫療既僻，蛻蟲轉堅，世間藥不能除，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后可散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釣其氣因而去之，所以令埋于故處也。晏深嘆其神妙。

　　看徐氏藥方之奇，賈寶玉卻又有大不如了。說起來名醫不容易做，但如徐嗣伯卻有何難哉，只要把死人枕拿來反復使用就是了。徐氏的時代，士大夫和道家的清談之風早已吹進了醫學，所以醫人中像徐氏論藥這般玄論，正是彼時的一種時尚。醫學向玄理方向演變，恰恰需要徐嗣伯這樣的人的推進；而藥之一道至此日漸背離了它的固有物性，超出人們的常識和知性范圍，變得奇異玄深了。當然奇方之出，實際上并非哪一個醫家的事，而是整個時代思維方式怪異化的反映。與當時整個文化上的“志怪”（如《搜神記》等）思潮相聯系，醫藥之異，顯然代表了其中一個方面，而且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方面。

　　由此，要說到南宋一部醫著——張杲的《醫說》。東晉、南朝以后，醫學的發展從技藝角度審視，尤以藥方學為顯著，唐孫思邈將藥方之用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而宋代則是藥方學總結時期，官方和民間醫人的醫方著述將前代方藥搜羅殆盡，這中間的收錄，自然少不了各式各樣徐嗣伯式的奇方在內。時間上稍晚一點的《醫說》，就是私人著述中有代表性的一種。據為《醫說》作序的羅頊講，著者“喜觀書，五十年間凡書之有及于醫者必記之”，可知這部書的博洽，所謂“博采傳記，考古援今，遠追昔人素書之遺，近質當世諛聞之妄，推見至真，開悟后學，紀次殆千余條，或由夢感，或與神通，積眾口已效之傳，而病癥方論若合符契，略無一事抵牾……”正因為它有這樣的特點，所以有關奇方的記述也特別多，幾乎隨處可見，夸張一點可以說集中了前代迄于宋中國所有的怪醫怪藥。老實講，讀這部書的感覺真像讀一部傳奇，愛看，卻做不到整襟肅容，反而每每有一種游戲感。張杲與他的伯祖、祖父、父親三世為醫，他的伯祖又師從過北宋著名醫人龐安時，到張杲時據傳對醫理更加精通，所以他同時的友人與弟子后學，都以“勤于醫心”、“盡于醫理”這些話來稱許這部《醫說》的嚴肅性。而我們的感受卻與之不同，大約我們的好奇心太強了。

　　羅頊在他的序中以著者友人的身份申明：

　　醫家之書，本之以《素問》、《靈樞》，廣之以《難經》、《脈訣》，而藥之君臣佐使咸萃于《本草》，世固不外是而為醫也。今有出一奇以起人之沉疴，則必相與驚異，以為昔人所未到。自明者觀之，其不有似于背水陣乎？故余知是書之有益也。

　　推敲羅序的意思，原來這部書記述歷代醫學事跡的目的，即要在經典醫書之外特別補述醫之為奇為異者，而醫之一道，也就存乎奇方異法的運用之中。這部書所能起到的效果，在當時閱讀者那里已經得到證實，同為南宋人的徐杲讀過后說：

　　余曩讀《千金方》間遇一二奇證，扣諸醫莫能識疑，蓄既久，因念華佗不世出，將終無所質究。及……得張君季明所謂《醫說》者而閱之，于是前者之疑，渙然釋，豁然悟而且嘆曰，是說其有濟于世也博矣。

　　至于這部紀奇說異的書對世人究竟有多大教益和幫助，只有羅頊與徐杲知道。但《醫說》對我們的閱讀來說，重要的不在于估價它的作用，而在于了解它紀述和論說醫藥的觀點立場。當我們以傳奇的眼光對待它時，實際上我們看到了這部書理論背景上的虛擬性和未知性。這并不是指所有那些出自古今傳記里的奇方異法都是偽造的，都不值得作為病癥方論的參證材料，而是指那些奇方異法的背后，分明有一個按照中國陰陽學說建立起來的敘事結構和解釋體系，正是它消解了醫學理論的實證性而將其虛構化了。借助陰陽學說的理論，張杲關于前代醫跡的紀述和論說，不可避免地進入“夢感”、“神通”之類不可知的玄思臆想當中，全書的主體便成為一部醫學志異全抄。當然其中也有一些著述者的取舍，比如對于神仙服食之類的質疑與拒絕，顯然在醫學與道教神仙方術之間劃出了一條警戒線。張杲著述的時代，正是兩宋理學興盛期，他是以儒者自許的，他的醫學觀點當來自宋儒理學中的新陰陽學說，所以盡管他對神仙服食持否定態度，但并不妨礙他更加自覺地站在陰陽學說的立場上敘寫那些奇異的醫藥故事。茲取一例，以資談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