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
傷寒學派是以研究、闡發張仲景《傷寒雜病論》的病、機、論、治為主的歷代醫家形成的一大醫學流派。傷寒學派的諸多醫家從收集《傷寒論》散在舊論，訂正校勘，繼而在學習過程中闡發學習心得和學習方法，并同時進行著醫療臨床實踐的過程……《傷寒雜病論》成書近2000年的時間里，被公認為中國醫學方書的鼻祖，譽為講究辯證論治而又自成一家的最有影響的臨床經典著作。古今中外曾有七百多位學者對其理論方藥進行探索，留下了近兩千種專著、專論，從而形成了中醫學術史上甚為輝煌獨特的傷寒學派。
張仲景（原名張機），東漢末年，南郡涅陽（今河南南陽）人。生平大約在西元150-219年。《傷寒雜病論》總結了漢以前的醫學成就，把古代理論醫學和臨床醫學結合起來，內容明確系統，理法方藥完備。確立了臨床辨證論治的方法，在中醫學的發展中占有承前啟後的地位。
沒有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就不會有傷寒學派；反過來，傷寒學派的產生有其醫藥學發展的必然性。這是因為：其一，社會人的生老病死問題要求有其解決相應矛盾的醫藥學理論和方法。其二，中醫學的發展早在戰國時期已形成了以《內經》為基本內容的較為完整的醫學體系，而這一理論體系包含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合理思想。其三，到了東漢時代，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狀況，從流行病學的角度來看，可見一斑。張仲景雖嘆他自身“家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但也反映了當時戰亂頻仍、民不潦生境況下，傷寒流行病學的概況和趨勢，或者推而遠之，也可以說是反映了仲景時代以前的傷寒流行病學的概況和基本統計，這在客觀上給醫學大家張仲景提供了形成較完整的外感熱病的理論與實踐證治的條件。其四，如仲景自序：“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之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反映了張仲景對傷寒所致疾病危害人們健康的同情之心和解除傷寒病痛的決心，以及為此目標從經典著作及不見經傳民間中，結合自己的臨證實踐，所從事的艱辛勞作。由此可見，《傷寒雜病論》傾盡了張仲景的心血，也集中了當時醫學發展的最優秀的成果。張仲景熔理論與方藥于一爐，寫成《傷寒雜病論》，奠定了中醫學辯證論治的基礎，專門探討傷寒雜病的診斷治療規律，被后世醫家所推崇，被稱為醫中之圣，《傷寒雜病論》亦被奉為經典。后世很多醫家專門從事《傷寒雜病論》的研究，從晉唐至宋元明清，歷代不衰，形成了醫家眾多的傷寒學派。
盡管《傷寒雜病論》被奉崇為“醫門之規矩”、“治病之本宗”、“方書之祖”，那僅僅是后世之事，縱觀它的歷史命運，所顯示出的不朽的生命力，委實與其本身的“磨難”分不開。
第二回
《傷寒雜病論》成書于東漢末年，時值社會動亂，歷遭兵變，加之印刷術的局限，而未得到廣泛地流傳與應用，以致造成散失一書千古難全，甚至萬世不復的缺憾。后世醫家對這部典籍的搜集、整理、編次，研究與發揮的過程，也就是傷寒學派形成、發展與興盛的過程，有這樣一個艱難過程，也是其他諸如河間學派、易水學派、攻邪學派、丹溪學派、溫補學派、溫病學派，還有其他學派，不論從歷史時間上，學術思想的完整性、系統性，影響性，淵源方面不可比擬的；反過來看，在后來諸學派的學術思想又都深深地印有《傷寒雜病論》思想的痕跡。
值得一提的是傷寒學派內部的論爭，到了明、清時期，在傷寒學派發展史上，算作第三個發展階段，即發展、興盛階段，圍繞著《傷寒論》的編次、注釋、研究方法、六經本質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形成了不同的流派。肇始人是明代方有執，他提出錯簡重訂之說，認為晉王叔和編次的《傷寒論》是“顛倒錯亂殊盛”，必須“重新修訂”。于是，他采取整移改削的方法，對《傷寒論》大加改訂，并著重發揮了“衛中風”、“營傷寒”“營衛俱中傷風寒”之論，著成《傷寒論條辨》。后有喻嘉言著《尚論篇》，對方氏的考訂大加贊嘗，認為其“改叔和之舊，以風寒之傷營衛者分屬，卓識超越前人。”并將風寒中傷營衛之論概括為“三足鼎立”學說，受其影響，后更有張璐著《傷寒纘論》、程郊倩著《傷寒論后條辨直解》、章虛谷著《傷寒本旨》、周揚俊著《傷寒論三注》、黃坤載著《傷寒懸解》等，無不以錯簡為說，指王叔和王非，議成無已之誤。與之相反，也有認為王叔和的編次，仍為長沙之舊，沒必要遷條移文，而成無已之注，不僅未曲解仲景之說，且引經析義，實為諸家所不勝。持此種觀點的醫家，如張子卿、張志聰、張錫駒、陳修園等，其中以陳氏觀點最為典型，他在《傷寒論淺注》里說：“叔和編次《傷寒論》有功千古，增入諸篇，不書其名，王安道惜之。然自《辨太陽病脈證篇》至《勞復》止，皆仲景原文，其章書起止照應，王肯堂如神龍出沒，首尾相應，鱗甲森然。茲不敢增減一字，移換一節。”他們對六經病機的解釋，持六氣氣化學說。兩說之中，操前一種觀點的稱之為錯簡重訂派，操后一種觀點的稱之為維護舊論派。
對于錯簡重訂派與維護舊論派之論爭，筆者認為說穿了，只是一個對《傷寒論》的研究方法問題、認識問題，似乎無必要言過其詞。方法、層次、角度、結構，可以而且允許有多方面的，這樣才能稱之為學問，研究的本身都緊緊圍繞一個《傷寒論》，非但對《論》的內容實質沒有提出非議，而且至宗至圣，誰都不曾妄加一字，妄減一字。
《傷寒雜病論》成書于東漢末年，時值社會動亂，歷遭兵變，加之印刷術的局限，而未得到廣泛地流傳與應用，以致造成散失一書千古難全，甚至萬世不復的缺憾。后世醫家對這部典籍的搜集、整理、編次，研究與發揮的過程，也就是傷寒學派形成、發展與興盛的過程，有這樣一個艱難過程，也是其他諸如河間學派、易水學派、攻邪學派、丹溪學派、溫補學派、溫病學派，還有其他學派，不論從歷史時間上，學術思想的完整性、系統性，影響性，淵源方面不可比擬的；反過來看，在后來諸學派的學術思想又都深深地印有《傷寒雜病論》思想的痕跡。
值得一提的是傷寒學派內部的論爭，到了明、清時期，在傷寒學派發展史上，算作第三個發展階段，即發展、興盛階段，圍繞著《傷寒論》的編次、注釋、研究方法、六經本質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形成了不同的流派。肇始人是明代方有執，他提出錯簡重訂之說，認為晉王叔和編次的《傷寒論》是“顛倒錯亂殊盛”，必須“重新修訂”。于是，他采取整移改削的方法，對《傷寒論》大加改訂，并著重發揮了“衛中風”、“營傷寒”“營衛俱中傷風寒”之論，著成《傷寒論條辨》。后有喻嘉言著《尚論篇》，對方氏的考訂大加贊嘗，認為其“改叔和之舊，以風寒之傷營衛者分屬，卓識超越前人。”并將風寒中傷營衛之論概括為“三足鼎立”學說，受其影響，后更有張璐著《傷寒纘論》、程郊倩著《傷寒論后條辨直解》、章虛谷著《傷寒本旨》、周揚俊著《傷寒論三注》、黃坤載著《傷寒懸解》等，無不以錯簡為說，指王叔和王非，議成無已之誤。與之相反，也有認為王叔和的編次，仍為長沙之舊，沒必要遷條移文，而成無已之注，不僅未曲解仲景之說，且引經析義，實為諸家所不勝。持此種觀點的醫家，如張子卿、張志聰、張錫駒、陳修園等，其中以陳氏觀點最為典型，他在《傷寒論淺注》里說：“叔和編次《傷寒論》有功千古，增入諸篇，不書其名，王安道惜之。然自《辨太陽病脈證篇》至《勞復》止，皆仲景原文，其章書起止照應，王肯堂如神龍出沒，首尾相應，鱗甲森然。茲不敢增減一字，移換一節。”他們對六經病機的解釋，持六氣氣化學說。兩說之中，操前一種觀點的稱之為錯簡重訂派，操后一種觀點的稱之為維護舊論派。
對于錯簡重訂派與維護舊論派之論爭，筆者認為說穿了，只是一個對《傷寒論》的研究方法問題、認識問題，似乎無必要言過其詞。方法、層次、角度、結構，可以而且允許有多方面的，這樣才能稱之為學問，研究的本身都緊緊圍繞一個《傷寒論》，非但對《論》的內容實質沒有提出非議，而且至宗至圣，誰都不曾妄加一字，妄減一字。
第三回
（一）、錯簡重訂派主張的“重修考訂”，采取的整移改削的方法，還是在王叔和編次整理的《傷寒論》的基礎上進行的，沒有跳出也不可能跳出這個文本的圈子，而晉太醫令王叔和對《傷寒雜病論》于東漢末年書成之后由于戰亂而造成的散佚的條文方證進行了廣泛的搜集，整理與編次，這是后世的醫家知道的唯一的也是最早作這方面工作的官方醫家，除了王叔和整理編次的《傷寒論》而外，再沒有類似的第二個本子，就王氏自己對這次整理編次《傷寒論》，他說：“今搜采仲景舊論，錄其證候、診脈、聲色，對病真方有神驗者，擬防世急也。”表明他是從脈、證、方、治入手。按照仲景辨證論治精神進行整理編次的，因而是比較成功的。與他同時代的針炙大家皇甫謐對其作了肯定的評價，說：“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選論甚精，指事施用。”可見王氏在保存流傳張仲景的《傷寒論》方面，具有不可磨滅的功績，這是應該充分肯定的。
（二）、《傷寒論》本身經典性很強，文字簡潔，理論深奧，內容宏豐，極富理論性和廣泛實踐性。它的核心是辨證治，邏輯層次縝密而嚴謹；臨床針對性矢的緊扣，妙在和外感傷寒病的復雜性相一致。王氏撰次的《傷寒論》即使如錯簡重訂派所說“顛倒錯亂殊甚”這也是允許的，也是王氏整理研究《傷寒論》學術思想的反映，應以瑕不掩玉觀之，斷不可以瑕毀玉使之。成無已第一個用《內經》的經義對《傷寒論》逐條作出闡發，其思想方法也是符合仲景有“撰用《素間》、《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的精神原旨的。成氏注解的意義在于他首創全面注解《傷寒論》的先河，以經注論，注論結合，闡明學理，使《傷寒論》第一次獲得理論上的說明，同時，對《論》中的五十個主要癥狀的發生機理，臨床特點，形證異同作了精辟的闡述和辯別，這對后世醫家理解和應用《傷寒論》，用注解、釋義的方法剖析、發明《傷寒論》，都有很大的啟迪作用，所以深得眾多醫家的尊崇。”
第四回
（三）如前條所述，由于《傷寒論》經典屬性很強，論述的外感病豐富多變，因而對它的研究和運用也就會產生多面性，即每個醫家或醫學流派會有其獨到的某個方面或幾個方面，這就是傷寒學派形成的歷史過程中又會產生各個亞派的客觀基礎。換言之，在傷寒學派內部又會產生亞派存在其必然性。需要一提的是唐代醫學大家孫思邈對《傷寒論》研究。孫氏直到80歲以后撰著《千金翼方》時，才見到《傷寒論》全書，大體載于卷九卷十之中，為《傷寒論》最早之版本。孫氏在收載《傷寒論》時有三個特點：1、只收錄原文，不作一字注釋，不作義理發明。這一點似乎與后世維護舊論派“不敢增減一字，移換一節”的觀點“心有靈犀一點通”。2、采取“方證同條，比類相附”的研究方法，將《傷寒論》條文分別按方證比類相附，給后世如柯琴、徐大椿等醫學大家從方證角度探索《傷寒論》作了先導。3、謂仲景治法大意“不過三種：一則桂枝，二則麻黃，三則青龍，此之三方，凡療傷寒，不出之也。”為后世方有執、喻嘉言等的“三綱鼎立”之說埋設了伏線。可見在孫思邈的學術思想中，就孕育了后世傷寒學派內幾個亞派的胚胎，但并沒有對《傷寒論》產生什么“質”的分歧，正如孫氏哲學思想中既有道家，又有釋家、儒家思想一樣，各采所長，渾然一體。那么，后世方有執、喻嘉言何以能操一說，底毀他說，故作水火不容之態，就未免有失偏頗。
（四）明代醫學大家方有執持錯簡重訂之說，對《傷寒論》的重新編次，自以為恢復了仲景《傷寒論》的原有面貌。究竟如何？實難稽考，但也反映了他對《傷寒論》確有一定見解，增強了《傷寒論》條文的系統性、條理性，使其規律性更加顯著。方氏把風寒傷營衛提到整個太陽病的共同病理基礎來認識，深刻地揭示了太陽病發病，傳變與轉歸的規律，這對仲景學說是一個大的發揮，是方氏醫療實踐的積累和長期認識的結果，有其一定的科學性，應該給予肯定。這種認識和后來喻嘉言的“三足鼎立”說所具有的理論上的勇氣，在推動傷寒學派內部百家爭嗚，發展仲景學說方面，起到了推波助瀾的積極作用。
第五回
（五）傷寒學派發展的歷史必然產生第三種學術觀點，認為《傷寒論》的精神實質是辨證論治，不管是仲景相論，還是叔和篡集，只要有利于辨證論治的運用，其錯簡與真偽就不是主要的問題。筆者認為這是一種現代化的觀點，盡管這個觀點產生于前清。然而它卻標志著傷寒學派的成熟和生命力之所在。這種觀點也真正反映了仲景研究傷寒的對象、方法和意義，就是要解決臨床實踐問題，否則在非主要問題上爭論不休，是沒有多大意義的，由于實踐第一的唯物辨證法觀點，使這一派能夠在目前的學術地位上占主導位置。這一亞派運用歸類編次的研究方法，從不同的角度充分揭示了《傷寒論》辨證論治的規律，大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仲景學說。其中有按方類證的，以柯韻伯《傷寒來蘇集》為代表；有按法類證的，以尤在涇《傷寒貫注集》為代表，有按癥類證的，以沈金鰲《傷寒論綱目》為代表；有按因類證的，以錢璜《傷寒溯源集》為代表，有分經審證的，以陳修園晚年的《傷寒醫訣串解》為代表。盡管他們的具體方法、具體觀點不同，但從辯證論治出發，這一點則是基本的共同的。
（六）在中國醫學上形成的一些主要流派，如河間學派、易水學派、攻邪學派、丹溪學派、溫補學派、溫病學派及一些其他著名醫家，雖然他們都各自有其獨特的顯明的學術觀點和風格，但沒有哪一派甚至哪一家公開否定或主張拋開《傷寒論》的，不論怎樣，在他們的學術思想理論體系中總可以找到《傷寒論》的靈魂，或看到《傷寒論》的深深的烙印，總和《傷寒論》存在著“血肉”聯系，，這就反映了《傷寒論》的真正價值：一是根于臨床穩定性永恒性；二是從辨證論治體現出的科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而不是離開此兩條基本精神的所謂理論上的甚至是文字上的爭論。
綜觀上述，傷寒學派的形成及其發展歷史表明，《傷寒論》作為一部醫學經典著作，它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就在于不僅解決了它問世后一個時代的疾病治療問題，而且能夠經得起千古臨床的考驗，為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也能為世界上一些民族所接受，服務于他們的醫療健康的副業。《傷寒論》的功績固然歸功于醫圣張仲景，但也與歷代七百多個醫家所組成的龐大的傷寒學派（其中有許多大家）和一些國際醫家的重視、尊崇、實踐、傳播分不開，他們編次、整理，注釋、闡發，論爭、總結、翻譯、著述、紹介在千種以上，就象千百顆鑲嵌在這個巨大醫學寶庫上的璀燦寶珠，既永恒地散射著《傷寒論》的實踐光輝，又充分顯示出《傷寒論》的理論價值。古老的中醫學正因為有了傷寒學派才變得這么璀璨奪目，這么博大精深。傷寒學派的眾多醫家們以自己的辛勤勞動推動者中醫學的發展和興盛，我們有理由相信，在眾多醫家的共同努力下中醫學必將煥發青春活力，為人類的健康事業作出巨大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