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次，他們是中國社會轉型的直接受益人。正因為有了非公經濟的空間，才有了個體戶、私營企業主的誕生。正因為有了市場經濟體制，才有服務業、中介組織大批管理人才和技術人員需求。正因為有了產業結構的轉軌，農民、工人、知識分子的傳統“三分”結構才被打破。他們的興起，是中國基本經濟制度、經濟體制和產業結構變化的結果。因而，及時捕捉制度變化，實現財富和理想的增值，無疑是他們的“看家本領”。這就意味著，他們是對新體制嗅覺靈敏的一群人，同時，也必然是對體制轉型的漏洞反應極敏捷的一群人。原本，出于利益博弈的自利動機，這個群體可能比其他階層更渴求一個公平、安全的經濟環境，盼望著民主法治的保障和穩定的政治生態，由此對完善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造成一股內在壓力和動力。然而一旦發現既定規則疲軟無力，打破規則反而獲益良多時，他們便會千方百計，去迎合現有的環境，鉆潛規則的空子。民主法治、公平博弈的需求，稍不留神，就轉變為不正當競爭、官商勾結的企圖。比如低價競爭與血汗工廠、食品安全與貪污腐敗等，造成的損失，波及整個社會安全和民心所向。

　　不止于此，幾乎所有的發達國家，在轉型的道路上，都會期待一個“市民社會”的形成，因為民間團體，不僅能成為監督權力的有效手段，同時也是“廟堂”與“江湖”之間的潤滑劑。成熟的市民社會，可以讓一些社會問題，在基層就得以消解，從而增進社會的和諧。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分工之精細、管理之繁復、問題之盤根錯節，同樣也需要來自民間的力量，與人民政府一起“摸著石頭過河”，發揮社會自我管理、自我糾正的功能。而當代，這樣的市民社會，大多來源于市場的發育和非政府組織，即這個新社會階層。一旦這個階層彌漫著拜物教、銅臭味，被腐蝕殆盡，那么促進社會發育的基礎從哪里找?培育公民精神的市民社會在哪里誕生?乃至，一個有禮有節的文化消費市場，而不是娛樂狂歡，從誰的手里形成?

　　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圍繞他們的是是非非表明，新社會階層不僅是轉型的必然產物和信號，同時也挑戰著我們“大政府小社會”的傳統管理模式，生動地提示我們，還有多少發展后遺癥亟待解決。與此相匹配的政治體制改革、社會建設，若不能一并邁入現代化進程，長此以往，產生的落差之巨大，很可能造成社會的斷裂和失衡，不公平待遇、收入差距拉大、草根與精英互相敵視等問題，會一一擺在我們的面前。

　　對此，中央明確了首先“充分尊重”，進而“積極引導”的20字工作方針。這是一份任重道遠的責任。畢竟新社會階層身上映照的，不只是一些發展中的新現象，更是轉型期社會諸多復雜問題的縮影。現代社會要求的工業化、城市化，要求的產業轉軌、市場經濟繁榮，要求的民主法治理念和社會發育機制，都可以在他們身上，找到契機和癥結所在。

　　如果期盼中國的新社會階層，能夠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觸動社會朝更符合現代人價值訴求的方向發展，那么解決的關鍵，就不僅在于他們的道德覺悟，更在于規則本身，能夠給予他們怎樣的“刺激”。因為他們是緊跟時代變化的群體。唯有使他們清楚意識到，在與體制變革的互動中，只有訴諸公平理性，而非渾水摸魚，才能為自己贏得真正利益，效果才會事半功倍。換言之，這最終考驗的，是面對社會轉型、階層分化之后，政府有沒有重新整合社會資源的能力，讓社會的每一個部件，都能重新匹配、協調發展，簡單地說，即政府的執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