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作為現有規則的執行者和現有秩序的維護者，發揮著更多的職能，但由于缺少制約，政府不斷地延伸和擴大其職能，越來越多地參與和干預經濟活動，逐漸轉變成為有著自己利益訴求的規則執行者和秩序維護者。也就是通常所講的親自下場踢球的裁判。裁判通過管制和審批“造租”(Rent-making)，然后在市場上“尋租”(Rentseeking)套現。利益使然，裁判已失去了繼續改革的動力，半管制半市場的現狀是最理想的，深化和擴大市場改革會削弱造租潛力，他們也不想退回計劃經濟，因為那可能意味著失去套現的場所——將權力轉化為金錢的場所。

　　另一方面，民眾對改革的失望也日漸增加。與經濟繁榮并存的是機會的嚴重不均，貪污腐敗盛行，收入兩極分化。當基尼系數從改革開放初期的0.24上升到接近 0.5時，民眾開始質疑“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懷念共同貧窮的計劃經濟年代，寄希望于一個強勢的政府，以壓迫性的手段“替天行道”、“劫富濟貧”，實現較為平均的收入分配。

　　一些人當然也看到了，正是由于裁判員下場踢球，“尋租”的暴利富了一批官員和商人，造成收入分配惡化，對策應該是政府退出經濟而不是更多的干預。

　　但對策為什么沒有被采納呢?常識告訴人們，政府退出經濟將是一個艱難和長期的過程，而強化政府的干預往往可收立竿見影之效。

　　這樣的社會成本、效益分析已固化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在過去的兩千年中，對明君清官的期盼一直是民眾生活勇氣的源泉，對于現代社會的個人權利以及保護個人權利的法治，他們如此陌生，以至于習慣性地將自己的命運交給政府。

　　中國也遭遇了轉型的內在不協調性，經濟已經市場化或半市場化了，支持市場運行的制度以及作為這些制度基礎的社會觀念仍然停留在舊時代。

　　轉型經濟陷入一個令人尷尬、但看上去又相當穩定的納什均衡。無論多么穩定，這均衡注定要被打破。

　　社會已形成多元的經濟利益格局，在缺少公平的利益博弈平臺和博弈規則的情況下，人們只能靠現存集權體制調解多元沖突，若調解失敗則繼之以強力壓制，長期積累的矛盾最終可能以極端的方式爆發。

　　若政府以“國家整體利益的維護者”自居，一方面為資方平息勞工風潮，實行國內市場的關稅保護，鼓勵和支持大企業組織，提高壟斷程度和壟斷利潤，另一方面，政府為工人建立包括醫療、工傷、福利在內的全面社會保障體系，緩和社會矛盾。

　　兩面討好的政策需要物質基礎，政府必須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拿出更大的蛋糕，才能使勞資雙方都感到滿意。當國內市場無法支持經濟增長時，對外擴張便是唯一的出路，民族主義自然成為堂皇旗幟。

　　除了外部沖突，內部社會矛盾的激化也可能引發現有均衡的偏離。作為利益仲裁者和秩序維護者，官僚精英階層不僅掌握了物質與金融資源，而且擁有制定游戲規則的權利，他們必然要強化所有這些優勢，在市場經濟的三方博弈中，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在政府主導的轉型中，對高增長的偏好是這個體系內在邏輯的必然結果，但政府推動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現有的均衡因此也不具備可持續性。

　　可持續增長的關鍵是創新，創新帶來的效率的提高，在資源使用數量不變的情況下也可實現經濟的增長。

　　創新的過程充滿了風險，為了激勵創新，要給創新者足夠的回報，為此社會必須保護創新者的知識產權，以及從知識產權獲得的巨大商業利益。社會也要創造一個寬松的環境，允許甚至鼓勵創新者個性的張揚，允許甚至鼓勵各種各樣的奇想。

　　由這些條件所決定，創新的主題只能是企業家而不是政府，創新的主戰場只能是市場而不是政府辦公室，創新靠的是制度而不是政策和規劃。

　　同樣從這些條件可知，傳統社會僅有發明而無創新，若想實現創新驅動的可持續經濟增長，社會轉型乃必要條件。

　　人，我說的是你、我這樣的人，你、我這樣的凡夫俗子，乃世間的萬物之靈。抬起你的頭來，重拾你的信心，不要為你的“動物精神”而喪失勇氣和尊嚴，因為所有的人包括那些組成政府的人和你一樣，都未徹底脫離動物界。“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想使這個世界更美好，“全靠我們自己”。

　　根據正統凱恩斯主義的說法，在經濟蕭條時，政府減稅和增加開支以刺激需求，財政赤字和政府負債因此而上升;當經濟轉入繁榮時，財政政策反向操作，政府增加稅收和削減開支，財政會出現盈余。繁榮期的盈余抵消蕭條期的赤字，在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上，可實現財政預算的平衡。理論上聽起來完美無瑕，為什么在實際執行中，各國政府都是負債累累而鮮有盈余呢?原因正是政府的自利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