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敢說”并不等于胡說、亂說。參政議政過程中，誠然需要各種不同的聲音和創新的思維，求同存異，以助推社會的發展和問題的解決。不過，“求同存異”有個很重要的前提，便是所有的聲音和思維必須以人性為標尺，以民眾最根本利益為準則，以遵循基本常識為基礎。如果意見和聲音不能建立在這些基礎上，甚至顛覆常識和倫理，非但解決不了問題，反倒有傷民意。

　　近日，深圳市政協委員、深圳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唐泰來，建議通過大力度拆違行動，增加外來人口的居住成本，通過制造“生存壁壘”讓他們“無地可住而不得不離開”。(1月10日《南方都市報》)這樣的建議，無論是對于深圳包容開放的城市品質，還是對憲法所賦予民眾自由流動和遷徙的權利，還是公民財產不可侵犯的神圣權利，無疑都是深重的破壞。

　　作為來自政法系統的政協委員，應該不會不知道治安狀況的好壞，司法機關有著難以推卸的責任。去年大運會，作為主辦城市的深圳祭出驅逐“治安高危人群”的爛招，可謂與唐委員的這種思維異曲同工。不去反思自身的職責，以簡單粗暴的方式驅逐和隔離“治安高危人群”，以為就能讓深圳的治安環境變好。這樣的治理方式，顯然是推卸治理責任的懶政思維，違背了起碼的行政倫理，也侵犯了民眾的基本權利。而建議加大拆遷力度，唐委員顯然并沒有感受到城市大拆大建對這個社會造成的深重痛感。制造“生存壁壘”，無疑是在制造自由遷徙的壁壘，也是在制造文化融合的壁壘，不但缺乏人性溫暖，更是對民眾權利和法律尊嚴的踐踏。

　　同樣的荒誕，在廣東佛山人大代表方明身上也得以體現，她認為“百姓是教好的，不是養好的，就像溺愛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溺愛的百姓也可能比較刁民”。(1月10日《廣州日報》)作為一名教師，提出這樣的觀點，或許是來自職業習慣吧。當前的教育，所謂教化已經異變成簡單粗暴的意識灌輸和勒令服從，方明代表顯然是不會理解公民啟蒙的意義，也不可能理解獨立自由的思考和表達環境對文明進步和公民素質提升的重要性，更不會懂得公民有不服從的權利。

　　伴隨著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民意早已過河，民眾早就在意識上拋棄了政治生活中的“戀父情結”，可方明代表卻依舊固守這種思維在摸石頭。豈不知權力乃民眾通過權利讓渡所賦予，權力治理社會服務民眾、民眾監督權力，這么簡單的邏輯和最基本的權力倫理都搞不清楚，提出的建議難免讓人恍若隔世、莫名驚詫。公民教育在于啟蒙，不在于管束，學校教育同樣如是，看來方明代表得好好補補公民課、權利課，不但對參政議政有所裨益，對其從事的教育事業恐怕也有用處。

　　而這些，僅僅是兩個違背甚至顛覆政治常識和權力倫理的個案而已。聯想到近些年來層出不窮的“雷人提案”，其出現的根源之一，便是參政議政者常識和倫理缺乏。代表委員們拋掉了“帶屁股參會”的習性，還得剎住用屁股說話的慣性，多了解一些常識和倫理，以免嗆鼻的“雷語”污染了參政議政的環境，辜負甚至傷害殷殷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