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一個誘因是經濟風險。經濟增長是“雙刃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主動參與國際產業分工，以勞動力富裕、用工成本低、能源資源價格便宜等比較優勢，積極吸引外資，面向國際市場，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快速實現了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轉變，但也帶來代價高、消耗大、收益低、失衡嚴重等問題。主要表現在：

　　制造業大而不強，缺少核心競爭力。

　　我國三產比重過低，產業結構亟須優化。許多行業都集中在加工組裝領域，處于全球產業鏈低端。一些規模很大的加工廠，只是“生產車間”，在研發、技術、專利、標準制定和品牌、銷售、服務等高附加值環節往往是“人家說了算”。由于產業缺“芯”，自主創新能力弱，關鍵技術靠國外，大量產業利潤只能拱手讓給外方，造成沿海眾多加工制造企業“工廠大了，員工多了，工資卻漲不上去”。

　　勞動力成本上升，人口紅利逐漸減弱。

　　近兩年，“用工荒”頻現于東南沿海，并向中西部擴散，農民工中的青壯年比例明顯下降，勞動力供求關系開始朝著“劉易斯拐點”發生全面性、趨勢性變化。隨著用工成本增加，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正在減少，并影響到中國經貿的國際競爭力。

　　過于倚重投資驅動，環境壓力增大。

　　我國近30多年走了一條典型的高強度投入、外延式發展道路，追求超高速增長，各方面繃得太緊，直接帶來了資源透支、產能過剩、排放過量、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2010年中國GDP占世界的9.5%，一次性能源消耗達32.5億噸標準煤，能耗強度是美國的3倍、日本的5倍。電力、鋼鐵、有色等8個行業單位產品平均能耗比世界先進水平高47%。

　　需求結構不平衡，居民消費率長期偏低。

　　一個高收入國家都是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導的“消費型社會”。而我國政府、企業和居民三大收入主體結構中，天平不斷向政府和企業傾斜，政府和企業在獲得高收入增長的條件下，將較多資金用于投資。分配失衡制約著消費能力，居民消費較難擴大。2001至2010年，我國投資率從36.5%升到48.6%，消費率則從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費率從45.3%降到33.8%，遠低于發達國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于“金磚國家”的巴西、印度。

　　“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誘因是社會風險，即沒有實現經濟社會同步發展，導致一系列民生問題和社會矛盾，進而影響經濟增長，使發展大跌跟頭。主要表現在：

　　收入分配失衡，貧富差距拉大。

　　從全世界看，收入差距過大雖不是用來判斷是否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標志，但它加劇了不平衡，導致的社會問題很可能引發一國落入“陷阱”。拉美一些國家到上世紀90年代末的基尼系數仍高達0.6以上，占其人口1%的富人擁有全部社會財富的逾50%，而20%的貧困家庭僅擁有2.5%的社會財富，這正是有的國家遲遲未能邁進高收入國家行列的一個原因。

　　城市發展貴族化，形成城鄉“新二元結構”。

　　眼下，中國大城市華燈璀璨、高樓林立，可是，城市化一味求大求洋求快，“城市病”越來越嚴重，房價高、就業難、看病貴以及教育、養老、生活環境、食品安全等問題突出，面臨“城市化陷阱”。

　　階層固化苗頭顯現，向上流動的路變窄。

　　在城市人口中，本地人、外地人，體制內、體制外，戶籍、出身，不同標準給人們貼上不同的標簽，不同人群“被進入”不同的發展通道，人群結構“代際分化”，底、中、上的階層分野正在加劇。社會結構固化、人員流動性不足，阻礙了資源要素特別是“人”這一最核心要素的合理配置，造成動態上的不平等，限制了人的發展，長此以往，將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甚至增長停滯。

　　[措施]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在于主動徹底地轉變發展方式。每個經濟體都有“階段性的成長極限”。中等收入陷阱，猶如一個人的“中年危機”。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于能否主動、徹底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低水平、低質量、不可持續的發展轉向高水平、高質量、可持續的發展。

　　第一，跨越“陷阱”，必須實現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在跨越“貧困陷阱”過程中，我國經濟發展主要依賴勞動力、資本、能源等要素驅動，并由此形成過度粗放的發展模式。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從經濟大國變為經濟強國，要靠效率驅動、創新驅動、內生增長驅動。避免直落“陷阱”，就要在經濟層面堅持內需為主，把擴大消費作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同時，一方面提升傳統產業，提升勞動力素質，一方面在新興產業領域搶占先機，增加在全球價值鏈高端環節的比重，改變經濟增長對傳統比較優勢的依賴，培育以科技創新為基石的新競爭優勢，并力挺民營經濟，激發創業、創新、創富的微觀動力。

　　第二，跨越“陷阱”，必須不斷縮小貧富差距。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鼓勵“先富”，更須實現“共富”。這就要以工資改革為核心，提高勞動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讓再分配環節更趨公平，進一步降低基尼系數，藏富于民，著力提高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政府要在社會保障、財政轉移支付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在此基礎上，壯大中間階層，多創造低層社會成員向上流動的機會，讓弱勢群體不被邊緣化，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數。在城鎮化進程中，積極推動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讓進城農民“市民化”。

　　第三，跨越“陷阱”，必須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消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復雜誘因，歸根結底靠體制機制改革。一些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體制變革受到利益集團羈絆，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造成尋租、投機和****現象蔓延，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被大大扭曲，以致在“陷阱”里越陷越深。在深化改革的攻堅期，要用好政府和市場這兩只‘手’，在利益格局日益復雜多變的情況下，推動市場化改革的深層次破冰，在經濟轉型中注重政府轉型，最大限度地釋放發展活力，拓寬發展空間，為跨越‘陷阱’助跑。深化改革不僅需要更大決心和勇氣，更需要新思維、新路徑。從摸著石頭過河到學會在深水區游泳，就要走出GDP情結，以民富優先為導向來改革。

　　第四，跨越“陷阱”，必須構建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我國在轉型中積累的不少問題，比如國企減員增效、稅費負擔、土地征用和拆遷以及就業、教育、醫療、住房等，都引發了一些社會矛盾。未來幾年應立足國情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完善社會服務體系，解決好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訴求，讓全社會共享發展成果，并將之轉化為對國家經濟發展的強大支持，從而不斷化解“中等收入陷阱”的社會成因和潛在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