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節將至，而每年春運最熱門的話題就是買票難。農民工是返鄉過年的主力軍，然而對于大多數的農民工來說，能夠順利買到一張返鄉的火車票，就成了他們最大的奢望。管理部門想了諸多的辦法卻始終解決不了這個“老大難”問題，究其根本原因，如果不能夠將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大軍融入城市當中，減少他們的流動性，那么就不可能跳出春運難的困境當中。

　　從歷史上來看，春運期間買票難的問題是伴隨著大量的流動人口出現而產生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流動人口大軍日漸龐大，如今，僅農民工群體就已達2.5億人之巨，其中跨省流動的就有近1億人。根據交通部門的預計，今年春運的客流量將達31.58億人次，其中鐵路運輸量將達2.35億人次。假定農民工春運期間平均出行次數為兩次的話，那么鐵路運輸中將有大部分的需求是來自跨省農民工。再從地區看，節前客流量將主要集中在北京、長三角、珠三角等農民工流入地區，而節后四川、重慶、河南、湖南等農民工流出地將面臨巨大客運壓力。

　　春節回家團聚固然是一種中國傳統文化的表現，但更應該引起我們關注的是其背后經濟社會發展的割裂。在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影響下，城市化的過程僅僅表現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機械轉移，廣大的農民工無法融入城市社會生活當中。與城鎮職工相比，農民工在工資收入水平以及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社會保障方面，均存在著顯著的差距。農民工在城市生活中普遍有一種歧視的感覺，在社會階層分布上也屬于社會底層。

　　另一方面，農民工偏低的工資無法承擔起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抽樣調查，我國農民工的平均工資每月尚不到2000元，而城市持續的通貨膨脹、動輒兩三萬一平方米的房價和不斷上漲的房租，令絕大多數農民工無法在城市立足。許多農民工的基本想法，就是掙點打工錢回鄉養老，自身對城市也缺乏認同感。

　　更為嚴重的是，中國的城市化是以許多農民工家庭兩地分居為代價的過程。根據有關學者的統計，農民工舉家遷移的比例還不到30%，其余70%多的農民工都是離開家人獨自外出打工。這種兩地分居出門打工的模式導致了諸多不良后果，比如使得農民工的離婚率大大上升，家庭破裂案件直線上升。產生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留守兒童群體，根據最新出爐的《中國兒童福利政策報告2011》披露，截至2008年底，中國0~18歲兒童總數是2.78億人，而全國農村留守兒童就有5800萬人，留守兒童的總量超過了全部兒童總數的20%。

　　面對年復一年爆發的春運難問題，有關部門也算是絞盡腦汁，但始終治標不治本。增大交通運力，固然能在運輸高峰期滿足一時之需，但供給增加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況且春運難、買票難大多出現在節假日期間。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春運難問題，就必須盡量減少人口的流動性，采取切實措施讓流動人口特別是農民工成為市民。只有農民工市民化邁出了實質性的步伐，流動人口才會變成常住人口，才會大大減少對交通運輸的需求，春運難的問題也就自然地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