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6月27日,審計署審計長劉家義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審計工作報告時,首次披露了中國地方債底數,截至2010年年底,全國省、市、縣三級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共計107174.91億元,約相當于當年GDP的27%。“現在地方政府面臨債務償還困難的問題,與我國的地方政府借款安排缺乏可持續性有關,地方政府不能作為借貸主體,對于一些地方上需要建設的大型項目,大量的資金缺口只能通過地方融資平臺解決,這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金融風險。”山東財經大學(籌)區域經濟研究院副院長董彥嶺表示(1月9日《經濟導報》)。

　　預算法第28條規定:“地方各級預算按照量入為出、收支平衡的原則編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國務院另有規定外,地方政府不得發行地方政府債券。”但是,截至2010年年底,除54個縣級政府沒有政府性債務外,全國省、市、縣三級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共計107174.91億元。其中,鄉鎮政府負債總額在2200億元左右,鄉鎮平均負債400萬元。從償債年度看,2010年年底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中,2012年到期的地方政府債務有1.84萬億元,其中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達到1.298萬億元,而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為2972億元。從資金缺口看,2012年后地方政府的資金缺口將逐步增大,即使考慮到借新還舊,2012年或將出現1.18萬億元資金缺口。所以,對地方債潛在的風險必須高度關注。

　　應當說,地方政府要實現經濟的跨越式發展,適當的負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高達GDP的27%,不但會影響基層政府的正常運轉,還將埋下巨大的社會危機隱患。來自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在一份報告中指出,“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的資產負債比例普遍較高,有的高達80%以上,政府隱形債務負擔過重”。我以為,如果地方債務風險爆發,許多項目難免會半途而廢,地方政府融資鏈條面臨斷裂,很多地方經濟發展也可能面臨停滯,甚至崩盤。所以,化解、防范地方債務風險需要多策并舉,把地方政府的負債控制在合理的、可承受的范圍之內。

　　首先,建立規范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管理制度,確立適當的監測體系和風險控制標準,采取合理的措施和手段嚴防產生新的不合理債務,建立科學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機制,確保落實償債資金來源,建立償債資金來源機制和償債準備金制度。譬如,針對廣州市融資主體債務問題,廣州市財政局新成立的地方債務處,研究建立相關的風險預警機制。

　　其次,適調地方政績考核模式,減輕對于債務經濟的過度依賴。在現有政績考核模式下,GDP決定了官員的政績。如果債務能帶來政績和GDP,通過借債攫取政績和GDP就會成為官員“自然而然的選擇”。同時,因官員的升遷、調任并不與債務掛鉤,債務運行周期也無法與地方政府官員的任期匹配,地方債務很可能出現“滾雪球效應”。所以,中央和上級政府應適調地方政績考核模式,采取有效措施和方法清除歷史遺留問題。對國債轉貸資金,屬公益性建設的,建議中央財政給予豁免;對逾期債務和不良債務給予適度的減免。

　　第三,通過立法賦予地方政府債務發行權限。近年來,包括代發地方政府債以及地方政府自行發債試點,都是地方債務管理升級的重要舉措。但是,解決地方債務危機,破解地方財務困境,最根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過預算法、擔保法等相關法律給予地方政府適度負債的法律通道,進而規范政府舉債。以上海、廣東、浙江、深圳四地自行發行地方債為例,發行的結果顯示這一方式受到市場的認可,四地債券發行的利率都低于市場預期,認購熱情高漲。應該說,地方自行發債打開了地方政府融資渠道的“前門”,而包括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這樣的“后門”也將越關越小。和開“后門”不一樣的是,打開“前門”意味著地方政府的負債不再是灰色的,而是透明的、受監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