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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北京全面調整了工傷保險政策，工傷認定只能移送一次，嚴禁區縣間踢皮球；單位不舉證可單方面認定；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和醫療補助金增加1至6個月。

　　作為勞動者的一種社會保障制度，工傷保險是國家通過立法強制實施的，是國家對職工履行的社會責任，更是職工應該享受的基本權利。但是，這種責任與權利的實現，除了依賴立法規則的科學設計，還有待具體規則的貼地而行。

　　經過多方博弈，去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工傷保險條例》，確立了較為先進的規則體系。例如，《條例》將“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責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軌道交通、客運輪渡、火車事故傷害的”納入工傷范圍，將“在搶險救災等維護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動中受到傷害的”視同工傷，這些條款擴張了職工的權利，但具體落實起來則需要各地進一步細化。

　　地方性規則的任務，并非創設新的公民權利，而是為私權利的實現提供具體便捷的程序通道。因為，再完美的權利設計，如果缺乏配套的優良程序機制，也可能只是“畫餅”。從這個角度觀察，此次北京調整工傷保險政策值得圈點。

　　例如，為避免責任部門之間相互推諉，新政策借鑒訴訟法的經驗，首次規定了指定管轄制度，嚴格限定區、縣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只能移送一次。表面上這只是一個簡單的程序規則，卻能極大提高工傷職工權利的實現效率，也能有效防止責任部門借助程序漏洞架空職工權利。再比如，對用人單位不舉證的后果予以明確，不僅強化了用人單位的舉證責任，也能避免因一些單位故意拖延不舉證而給職工帶來的權利損失。

　　當然，從工傷職工權利保障的角度看，新政策也有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例如對上下班途中工傷的認定，只是規定提交司法機關、交通等部門出具的相關法律文書等，而對于“上下班途中”如何確定，缺乏明確解釋；同樣對于“在搶險救災等維護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動中受到傷害的”，也沒有作出更為明晰的規定。這些問題會因為行政立法的不明確，影響到職工權利的具體實現。

　　近年來，在一些城市，工傷爭議急劇上升，圍繞工傷認定行政爭議引發的各種社會問題也比較突出。解決這些問題，還需地方性立法在明確部門責任、用人單位義務以及職工權利實現路徑上，提供更多更細致的規則體系，并通過嚴格執法讓規則貼地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