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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是《校車安全技術條件》等四項強制性國家標準征求意見的截止日期。據報道，這一征求意見稿引起了一些爭議，焦點在于，一些汽車企業認為標準過高，有可能將一些中小客車企業排除在外，也會導致貧困地區買不起校車。

　　這些爭議有意無意地將校車安全和投入問題，攪在了一起。確實，參照美國標準的校車國標會導致校車成本大幅上升。一些人士擔心，貧困地區能否買得起這樣的“豪華”校車，也并非沒有道理。

　　然而，這些意見的背后，還是先入為主地假定了一個前提——政府投入有限。這其實是個偽問題。甘肅慶陽屬貧困地區，但當地政府在正寧校車事故后，從公車開支中拿出700萬元，再通過其他渠道籌集300萬元，很快就為當地學校購買了40輛大鼻子校車，可見地方政府并非沒有為高標準校車埋單的能力。而且，前段時間公布的校車條例草案，明確提出“發展校車服務所需的財政支持資金由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分擔”。這就是說，如果有的地方確實無力為校車埋單，中央財政責無旁貸。

　　解決校車問題，最重要的其實就是要讓校車投入有保障。只要這個問題能夠解決，那么，也就不存在什么安全與國情之間的“兩難選擇”。

　　不能不說的是，爭議當中還有很多誤解的成分。校車是否一刀切采用雙層大型巴士，只是有關企業的建議。校車允許采用怎樣的車型，校車國標草案中并未涉及。這也說明，校車國標強調的只是校車安全標準，而不是校車大小的標準。將來一些地方完全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購買大、中、小型的校車。

　　事實上，有些人士拿“國情論”作為降低校車安全標準的理由，恰恰忘記了建立全國性的校車制度，就是要改變這樣一種“沒錢辦教育”的“國情”。現在，中央力推農村學生營養餐計劃、校車工程，要求各級政府部門定期曬“三公”經費，其實也正是要改變目前一些地方政府“三公”支出財大氣粗，教育投入擠牙膏的“國情”。

　　當然，各級財政即便用于校車，也不能鋪張浪費。畢竟很多民生領域也需要財政投入。有關方面，可以根據這個“國情”，在不降低校車安全標準的前提下，制定能夠降低制造成本的校車國標，但絕不能以“國家沒錢”為由犧牲校車安全。實質上，如果校車安全標準“縮水”，在公眾看來，也就意味著政府責任“縮水”。

　　去年，全國財政超收30%左右，央企盈利近萬億。在公眾看來，推行校車制度安全與國情兼顧，或許不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