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統計，2011年度中央機關新錄用公務員中29.1%來自農民家庭，15.9%來自工人家庭，共有92%以上的人員來自基層普通家庭。倡導公平、公正的國家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一路高漲，從1994年的一萬多人，2009年突破百萬，2010年超過140多萬人，但隨著熱度的上升，另一種聲音也開始逐漸顯現，“國考”熱是否預示著青年人求穩心態的放大，而2012年面對著降溫的可能，90后的新生代將給同樣是90后的“國考”帶來怎樣的變化，讓人充滿期待。

白巖松：

一看到這樣的事實的時候，一想想自己頭發都白了，人家都進入到90后都開始大范圍的從今年開始，明年尤其重點就要走向職場了，每一代人有的時候很難選擇自己在什么樣的環境下走向這個社會，有的幸運，可能有的不幸。比如說70后當他們大范圍走向社會的時候，可能很多人就覺得挺幸運的，為什么呢？你想想在1992年他們拉開了走向社會的腳步，而1992年的時候恰恰是鄧小平南巡，因此到了1993年、1994年的時候是一股創業的熱潮，很多人從國家機關離開進入到了創業者的行當當中，比如說現在我們知道的很多大企業的領導者都是在那塊時間離開國家機關而為社會去創造財富的，比如像馮侖，或者更多的時候王石等等，都是這樣的一種變化，否則就不會有他們這樣的創業故事。

到了2002年的時候，正好2001年我們是入世、申奧成功，還有打進世界杯等等也是在一股激蕩的情緒當中，但是2012年的時候似乎現在有一些平靜，可能很多人在期待新的改革。不過，面對90后來了的時候，最想說的是，他們今天來了十幾年后、二十年后，他們會變化成怎樣的一群人呢，他們會不會也開始說空話、說套話，他們會不會也開始今天反腐敗，明天成為腐敗當中的一個，他們會不會也是慢慢地由英才，但是被歲月磨去了這種痕跡變成了庸才。很多年前我們都唱過一首歌，叫《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們》，我們都希望說是我們改變了世界，我覺得可能不取決于90后們，不要在他們的肩上壓更多的擔子，希望60后、70后、80后好好地帶帶這些孩子們，給他們創造更加寬松的環境，并且讓他們一起參與到新的一輪改革當中，讓他們不至于說空話、套話，而且都清政廉潔，而且都能夠去愿意為人民服務，那才是最好的。

這當然是一種期待了，說完這種期待的時候，還是要回到“國考”熱有很多人覺得，“國考”熱可能短期不會降溫，也有人覺得應該降溫，那么我們就聽聽剛才的案例當中那位老師，他會怎么樣判斷，他覺得“國考”熱會降溫嗎？或者說“國考”熱如果要降溫的話，應該有什么先決條件嗎？一起聽一下。

唐鈞：

因為從國際經驗來講，在一個社會里面，可能最受尊敬的是專業技術人員，當教師，當醫生這種是走受尊敬的，然后是企業家，公務員可能是排的相對要靠后一點，這是社會的一種常態，中國要重視專業技術人員。因為從理論上講，大學畢業他就是一個準專業技術人員，要不然你干嘛要去接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它本身是培養專業技術人員的，我們大學生出來就應該是準專業技術人員，那么他發展的路子，應該是往專業技術人員的方向去發展，而不像北大的書記說的，賣豬肉、修鞋都行。現在大學生最不值錢，甚至于比農民工都不如，你到企業去打工的話，老板寧愿要農民工也不要大學生，所以大學生就這么慘，整個社會你看這種職業等等，是不是應該有一個大的變化，沒有這個大的變化，仍然是公務員一枝獨秀的話，大家還是會一窩蜂考公務員。

白巖松：

探討到這里的時候，事情就不那么簡單了，表面上看只是一個國家公務員招考出現了如此大的熱度，背后其實社會有很多的變革必須開始進行，而且從中央政府的角度來看已經開始意識到了這方面的問題。比如說，為什么要不斷地提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為什么呢，大家想想看，我們現在依然還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占主導的發展階段，既然是勞動密集型，農民工可能就比大學生值錢了，農民工只要1500元，你大學生管人家要2500元，可能干得活你還不一定有人家能吃苦，所以，當然就不愿意要你了。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這種創新型產業，向這種新的發展模式去轉變的話，恐怕剛才這位老師所說的這些，新的就業的急需要的人才不再是僅僅是一個打工的一族了，這樣可能他就開始占優勢了，他一旦占優勢的話，大學生的就業這個路就變得更寬了，所以這里的背后真的涉及到改革和整個經濟發展模式的一轉變。否則的話可能就像這個專欄作家譚相彬說的一樣，“對于社會一窩蜂報考公務員來看，弊大于利。政府本身不能創造什么社會財富，它不過是社會財富的分配者。當更多的精英人才通過層層篩選加入到這個隊伍，意味著分配蛋糕的人在增多，而把這塊蛋糕做大的人卻在銳減。”

一方面我同意他的看法，另一方面呢，也有一點小小的期待，不那么太同意，目前對于中國的挑戰來說，能把蛋糕分好也可是一個相當大的命題，我覺得現在是花錢比掙錢還要難，怎么去制造公平等等等等，所以希望新來的90后的公務員們，能給社會帶來更大的活力，而不是被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