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翻譯道路成為大學生職業“零首選”

 以中國之大、人才之眾，應該不缺乏文學翻譯的種子。但為什么連翻譯系的學生，也沒有人愿意將文學翻譯作為“職業首選”呢？ 

    翻譯的種子寂寞地生長

    - 滕朝陽

    科學家錢學森去世后，留下一個發人深省的“錢學森之問”：“為什么現在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翻譯了整個中國”的翻譯家楊憲益駕鶴西去，其實也應該留下一個“楊憲益之問”。然而，似乎沒有。


    楊憲益仙逝不久，一家報紙對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首屆翻譯系學生進行了職業意愿調查，結果竟無一人將文學翻譯列為“職業首選”。著名高校尚且如此，其余不難想見。楊先生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不知會否有“為什么我們的學校培養不出有志于文學翻譯的人才”之問？

    翻譯專業的學生不愿以文學翻譯為職業，一是擔心“養不活自己”，二是畏懼文學翻譯之難。文學翻譯之難，是客觀的。不是在技術上掌握了幾門語言，就能做好文學翻譯。如果連魯迅、司馬遷的文章都沒看過或看不懂，怎么可能向國外準確地介紹他們的作品？其實，也不僅文學翻譯是如此。倘若對古代典籍和現代歷史茫然無知，則只好在回譯中鬧笑話，把孟子譯為“門修斯”，將蔣介石判為“常凱申”。我常以為，一個人如果沒有相應的學養，哪怕外語學得再好，也不要去做相關文字翻譯工作，免得誤人子弟。看現在一些移譯的學術著作，每每不知所云，難以卒讀，幾乎要使讀者懷疑自己的智商。其實，未必是外國人寫得不通，也未必是讀者水平不夠，很可能是作為溝通二者之橋梁的翻譯者，在以其昏昏使人更昏昏。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跨越語言障礙，更不是所有人都能跨越所有語言障礙，因此，專業的翻譯，特別是文學和學術翻譯，無論什么時候都是文明交流不可或缺的一環。文學翻譯的意義如此重大，為什么不愿以其為職業取向呢？翻譯客觀的難，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所謂“養不活自己”。比如，搞文學翻譯，報酬一般是千字五六十元，且耗時費力；而做商務翻譯，輕輕松松，千字卻能達三百元。兩相比較，自然是做商務翻譯更合算。用現實經濟利益的尺子來衡量，大學生不以文學翻譯為職業首選，可謂理性的選擇。

    不過，千字五六十元的收入，是不是就“養不活自己”，也要看對所謂“養活”標準的自我預期。假如甘于清苦，“養活”當不是問題；如果要體面風光，則不免于窮愁之困。楊憲益曾翻譯魯迅的作品，為魯迅贏得世界聲譽作出過貢獻。其實，魯迅也是翻譯家，甚至可以說首先是個翻譯家。他早期的譯著《域外小說集》，因版本的緣故，前幾年拍出近30萬元的價格，而最初出版之時，不過賣出四十幾本。若是以翻譯作為養活自己的手段，以魯迅之智，斷不會做這種賠本的買賣。他一生不懈地向國民介紹“弱小民族文學”，自有其深沉而博大的理想抱負為基本推力。

    翻譯是一項寂寞的事業，太熱鬧反而未必是好事。但文學翻譯成為大學生職業的“零首選”，從中也不難見出理想情懷的失落。對翻譯不懷抱理想的人，一定受不了青燈黃卷的寂寞，也一定禁不住物質生活的誘惑。日本近代杰出思想家福澤諭吉說，人們可以一面碾米一面求學，人的食物，并不限于西餐，吃麥飯，喝豆醬湯，也是可以學習文明事物的。他又認為，與其很早就掙錢使用以求小康，卻不如勤學節約以待大成，這樣學問亦可期淵博。福澤諭吉的勸學思想，同樣適用于文學翻譯事業。但現在看上去，似乎是謀生的現實，往往撲滅了文學翻譯的理想。如此一來，外語之用就將以工具性價值始，且將以工具性價值終，難以為文化增值。

    以中國之大、人才之眾，應該不缺乏文學翻譯的種子，缺乏的也許是發現的眼睛。雖說翻譯的種子或許更適宜在寂寞的環境中寂寞地生長，排除干擾是必要的，但究竟也不能少了扶持而任其自生自滅。既然文學翻譯承擔著中外文化交流的重大使命，其價值自不待言，則文學翻譯的薪酬，又有什么理由沿襲二十年前的標準？既然文學翻譯有利于增強一個國家的文化軟實力，那么國家力量在其間又發揮了多大作用？唐代高僧玄奘能成就其譯經偉業，固然與個人的努力密不可分，但若沒有國家力量的持續支持同樣是無法想象的。有人不愿坐文學翻譯的冷板凳，怎樣埋怨也沒有用；但如果發現有人愿坐，也坐得住，就不應該讓他就那么一直冷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