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過后，褚民誼沒有像傳說的那樣向國民黨的三全大會提議廢止中醫，而是改而呼吁提倡科學，選拔人才。衛生部長薛篤弼則聲明中醫不可廢，但要科學化。實際上，以西方醫學理念建立的衛生部門（雖然當時還很幼稚），本身與中醫是存在著深刻的矛盾的，衛生部門要想建立現代的衛生體系，勢必要改造中醫，用當時《大公報》社評的話來說，就是中國的醫家對于世界醫學界實負有一種特別使命，曰解決中西醫問題（很可能是張季鸞的手筆）。再說，當時的中醫自身卻也存在著難以掩飾的家丑，象我們前面提過的，庸醫太多，雖然庸醫的存在西醫也難免，但中醫界混世的人絕對值畢竟過于龐大，僅僅讀過《湯頭歌》就出來朦世的大有人在。這是由于中醫的傳承過于個性化，傳習的過程過于經驗化、體驗化，個體之間差距太大，缺乏一個基本的尺度來衡量，而且中醫總體上沒有消毒衛生的概念，對中國人生存環境的衛生健康以及防疫實在不利。只是從那以后，中西醫問題的解決，基本上是單向度的。國民政府的衛生部要求中醫從業要經過考試（西醫也需考），但考試的內容則以西方醫學為主，而且西醫考試通過稱醫師，中醫則稱醫士（當然，比起英國統治下的香港的中醫只能稱Herbalist，意思為種植或販賣草藥者還是要強一點）。對中醫中藥的研究整理，也大體上按照以西方醫學科學的觀點和方法來分析中醫中藥的路徑進行。實際上，在事件發生的時候，中醫中藥的地位已經發生了一點微妙的變化，某些西方和日本學者已經注意到了中醫中藥的作用，開始加以研究（主要是中藥），中醫們在請愿時，也就此作為例證，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不過，西方的中藥（也稱漢藥）研究，基本上是藥理探究，屬于西方科學研究的范圍，目的充其量無非是將中醫中藥作為要素攝取進西醫體系。可是這種理路，卻實際上貫穿了改造中醫中藥的全過程。到今天，中醫中藥確實走上了一條科學化的道路，中藥成劑可以批發生產了，但也越發像西藥了。一批又一批醫學精英本著科學的理念，用科學的儀器來探索經絡的實存，當然是越探究越不明白。進了中醫院，診斷上的望聞問切不見了，儼然化驗、照相、透視、CT這一套，開出的藥，也是中西合璧，成劑多湯劑少。毫無疑問，中西醫高度結合了，但中醫實際上已經成了拾遺補闕的角色。一代一代的醫學發展下去，有名的西醫層出不窮（主要是好刀——外科與眼科等），可有名的中醫卻在老一代相繼謝世后不見了，一位中年中醫告訴我，現在哪有中醫，我們都是西醫。當然，我這個外行不能也不敢否認這種路徑的合理性，但是，我想問的是，有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再往遠看一點，自我們的國故被以同樣的科學精神與方法整理以來，諸子百家的學說最終還不是變成了某某的哲學思想、倫理思想、管理思想……，再分解為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高明或者前衛一點的，則是從西學角度生出問題意識，再以西學的框架和理論加以論證，中國所有的東西包括我們的中學典籍只是一些可供論證的材料。所以，同樣的問題是，就算這種形式的整理國故是不可避免的，還能不能有第二種方式，可不可以不用西學的概念和框架，來整理我們古代的學問？我們的孔子、老子、孫子的學說，能不能不象中藥的當歸、熟地一樣，只落得在人家儀器面前做材料的命運？

　　中醫還是舊醫，這其實并不是一個過去了的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