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仿秀”與“三俗”
　　【深度背景一】
　　如今，我們好像進入了文化“模仿秀”時代。一臺旅游演出作品《印象·劉三姐》火了，《印象·某某》便在各地四處開花。一部諜戰劇《潛伏》走紅，各種諜戰題材電視劇便熱映各大熒屏。一個電視娛樂節目打響，各大電視臺便都開始鬧騰。一部經典作品翻拍成功，經典翻拍便開始泛濫。從******到世博中國館到鳥巢，這些建筑在不少地方都有“山寨版”。就連城市也變得“驚人相似”，以致我們行走在各個城市之間，越來越沒有陌生感。若說先行者拋出的是一塊“玉”，盲目跟風之作便是一塊塊“磚”。
　　【深度背景二】
　　今天的中國，每年創作的歌曲、小說、電影、電視劇等，堪稱海量，規模空前。然而正如文化部官員前不久針對“低俗化”問題所發問的，其中能傳唱傳世、能與先輩留下的八萬種歷史典籍比肩的有多少？只怕答案不容樂觀。
　　在一些創、出版商那里，不求“化人”、但求娛人，不求啟迪心靈、但求吸引眼球，不求擔當傳揚文化的使命、但求趁早成名賺足利潤，已成為一種創作生產的價值導向。然而，在你方唱罷我登場的熱鬧之中，一代受眾已然產生視覺與審美疲勞，延續這種創作生產方式又如何能讓其文化產品留住受眾？
　　更令人深思的是，不但庸俗、低俗、媚俗的文化產品已難留住受眾，就是某些以弘揚主旋律、倡導主流價值為己任的所謂“高雅”文化產品也難留住受眾，屢屢出現“政府是投資主體、領導是基本觀眾、評獎是主要目的、倉庫是最終歸宿”的尷尬現象。有人說，正是主旋律的使命限制了思維的空間。但事實表明，這只是一種不得門徑的無能借口。給人以視覺沖擊和心靈震撼的美國大片《烈火雄心》、《阿凡達》就沒有“主旋律”？讓觀眾眼噙熱淚、賺得票房和口碑的國產大片《唐山大地震》就只有“商業化”？
　　【觀點評斷一】
　　對模仿，我們當然不能一概否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固然可贊，如果后來者能“吃”出新方法，吃出新意境，照樣可嘉。創新往往也需要模仿，在和別人差距比較大的時候，模仿常常是創新的第一步。但創新絕不止于模仿，而是在消化吸收之后推陳出新，以求后來居上。如果總是亦步亦趨，照葫蘆畫瓢，就不僅顯得僵化呆板，也必致新意全無。如此“模仿秀”當然就讓人乏味了。
　　古人寫文章，推崇“三番來者”論。“凡作文發意，第一番來者，陳言也，掃去不用；第二番來者，正語也，停止不用；第三番來者，精語也，方可用之。”作文如此，文化創作亦是如此�？吹匠晒ο壤齼H是有了“第一番來者”境界。窮其奧秘，了解成功的內在規律則可謂有了“第二番來者”。把成功的內在規律與斯時斯地斯情斯境相結合、相吻合，才算“第三番來者”。在此基礎上精打細磨、精雕細琢，才可能造出更優更美之“玉”來。如果有了“第一番來者”，就迫不及待地照搬，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拿著別人底片再沖洗一張照片。
　　止步于模仿，誠然是創新能力不足的緣故，也與一種“寄生心理”有關。當一種新的文化創意被市場接納，并產生巨大效益之后，還同時會形成一種“市場效應”，市場會對這類文化創意充滿期待和需求。文化寄生者們瞄準的就是這個新的市場需求空間，通過快速生產出模仿作品，滿足市場需求而圖利。受眾消費這些模仿作品，乘興而來、敗興而歸時，模仿作品往往也在圖得小利或血本無歸之后淡出市場。
　　當年，魯迅先生有感于中國人求同心理太重而呼吁：“向庸眾宣戰！”在一定意義上說，文化“模仿秀”的存在，還基于這樣一種“庸眾心理”。也就是你會的，我也要會；你能做，我也能做。當一些電視臺苦于無好節目吸引人之際，突見一節目火爆，覺得不過爾爾我也能行，于是立馬跟進。這種“庸眾心理”的本質，只在于“找齊”而非超越。文化創造“向庸眾宣戰”，即是要改造這種“庸眾心理”，建樹一種“你強，我比你更強”的競爭意識，培養一種“獨一無二，與眾不同”的創新意識。
　　【觀點評斷二】
　　言而無文，行之不遠。任何一種文化載體，無論色彩上怎么美輪美奐，造型上怎么新穎奇特，音效上怎么震撼全場，如果缺乏那一種風骨神韻、價值理念，頂多是一場“視覺盛宴”，只會帶來感官的刺激與享受。流芳百世、享譽中外之作，莫不形神兼備。盡管《唐山大地震》在如何凝“神”聚“氣”上還只是牛刀小試，但它真正打動人心的，正是氣貫全篇的那種精神與價值內核。有形無神的文化產品，是不可能“化人”的，也注定是短命的。
　　有神無形，同樣行之不遠。可以說，“中國精神”、“中國價值”從來未在中國的社會生活中缺位過，自始至終都在燭照著中國人前行，并得到豐富和發展。遺憾的是，我們的許多文化產品還不善于表達它。撇開主流，執著于極端個性化的精神敘事，固然難以贏得大眾的共鳴；但用大而無當的方式、居高臨下的氣勢、頂禮膜拜的謳歌去表達，受眾更會在不能承受之重中自覺遠離。惟有選擇那些能夠代表我們這個時代的群體人格的精神價值，從人性的角度去解析，用平等的視角去闡述，以藝術的手段去展現，才能真正走進大眾的內心，讓人們在欣賞與享受中自我升華，在春風化雨、潤物無聲中“化大眾”。
　　今天，在世界文化交流交融頻繁的大勢下，我們該如何從中華優秀文化中提取當代的精神元素，從當代中國人的奮斗實踐中提煉時代的共同價值？進而藝術地貫穿于我們的多樣文化載體中，在普及中讓公眾更好地享受文化的熏陶，在“走出去”中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這是值得每一個文化工深思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