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大慶委員的一席話,道出了目前在環境治理方面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經濟較發達地區紛紛將污染企業“趕”走,但這些污染企業并沒有死掉,而是沿著從東部向西部、從南方到北方、從沿海較發達地區到內陸欠發達地區的路徑不斷遷移,向老少邊窮地區高歌猛進。在“寧可毒死,不能窮死”的唯GDP政績思維下,這些被淘汰的污染企業甚至成了“香餑餑”,吸引經濟欠發達地區前來招商,于是,一些中西部的農村地區、老少邊窮地區反而逐漸成了環境污染的“重災區”。

　　這種“污染大轉移”現象令人憂慮,畢竟,我們頭頂著同一片天空,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環境污染同樣會“倒灌”回經濟較發達地區;農村地區的環境污染則不僅危害農民的生產生活,而且會危害城里人的菜籃子、米袋子、水缸子。

　　在人們的印象中,污染企業就是渾身發黑、發臭的企業,在提倡環境保護、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今天,把污染企業淘汰掉、趕出去似乎是保護環境的最便捷方式。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污染企業其實也為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所必須——我們討厭這些企業造成的環境污染,卻需要這些企業生產的產品,煉油廠、化肥廠、造紙廠所生產的汽油、化肥、紙張,沒有哪一樣不是我們生產生活的必需品。也就是說,我們在對污染企業“人人喊打”的同時,卻在每時每刻享受著污染企業所提供的產品。

　　因此,對于污染企業和所謂的“低端產業”,我們不能簡單地淘汰之,而是要著眼于控制、治理其污染,避免其弊而享受其利。實際上,在技術方面,我們早已具備了對污染企業進行技術改造、減少其排污量、控制其污染指標的能力,關鍵是我們的政策和措施,是否真的讓污染企業感受到了壓力,迫使他們自覺加大環保投入,進行技術更新和產品升級換代。

　　目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經濟較發達地區自然有條件淘汰污染企業,先從市中心區淘汰到郊區,再從郊區淘汰到外地。可是,既然污染企業生產的產品為社會所必需,既然污染企業不可能銷聲匿跡,而又不升級換代,那么淘汰來淘汰去,污染企業最終會被淘汰到經濟欠發達地區去。這種步步淘汰的景象,讓人想起我國改革開放之初,一些經濟發達國家將大量污染企業淘汰到中國來,將大量“夕陽工業”搬到中國來的情景。在國與國之間,我們認為這是發達國家利用經濟優勢“欺負”不發達國家,那么在一個國家的地區與地區之間,經濟較發達地區將污染企業“趕”到經濟欠發達地區,在減少本地區污染的情況下,依然享受著經濟欠發達地區污染企業提供的產品,這是否也意味著一種不平等?而且,如前所述,污染惡果最終仍會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循環“倒灌”回城市、發達地區。

　　所以,站在國家整體利益的大局角度看,轉移污染顯然不是辦法,唯一的出路是治理污染。不管是對污染企業進行技術改造,還是對其污染指標進行有效監控,大城市、經濟較發達地區都具有較大的優勢,在某種意義上,治理污染而不是轉移污染,這是經濟較發達地區應當履行的社會責任,而從國家整體利益考慮,也不應該將污染企業、環境污染這個沉重的“包袱”甩給經濟欠發達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