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據2011年3月9日《人民日報》報道，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徐安認為，有個別領導干部工作久了，群眾觀念淡漠了，還有極個別人耍特權、抖威風，把上訪的群眾當成“刁民”，認為群眾不了解、不理解實際工作。可是那些“鬧情緒”的人員有沒有對照自己的行為想一想，群眾在你們心中的位置究竟有多重，你們為群眾辦的實事究竟有多少，群眾不滿意的問題究竟是什么?

　　那么，時隔將近1年之后，同為人大代表的方明又是如何解讀其“刁民論”的呢?有關新聞報道告訴我們，記者電話采訪了方明，她表示，自己的發言只是作為一個人大代表和老百姓的切身體會做出的。她對記者強調，她堅持認為市民是需要教化的，可能是網友對“教化”和“溺愛”兩詞的理解有分歧，“在我看來，教化，把好的東西給他，叫教;把他身上壞的東西去掉，叫化。”她表示她在談到政府與市民關系時，使用了“溺愛的孩子”這樣的類比也沒錯，“客觀上必須承認，政府是一個管理機構。”至于“溺愛的百姓也可能比較刁民”這一表述，她解釋稱意思是“政府滿足了市民不合理的要求，這才是溺愛”。

　　于此，我們先不論其“刁民論”，而需要明確指出一點，方明代表可能連最基本的政治常識都比較缺乏，因為眾所周知，在過去的兩千多年的專制時期，“食肉者”，通常把其自己當作老百姓的“父母官”，而動不動就會高拋“愛民如子”之類的溢美之辭。但是，新中國建立之后，就政治意義而言，官與民之間的關系已經變為“人民公仆”與“國家主人”的關系。對此，方明代表難道真的是一無所知嗎?假如她內心知道，那么拋出“溺愛的孩子”之變異版“愛民如子”論，意欲何為呢?

　　其次，方明代表聲稱“溺愛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其實也是大有問題的。因為就邏輯來講，她犯了以偏概全、判決絕對化的錯誤，而就現實來看，其實很多曾經被父母溺愛過的孩子，后來還是變得孝順父母了。

　　然后，我們再回過頭來看方明代表的所謂“刁民論”。其聲稱“政府滿足了市民不合理的要求，這才是溺愛”。就一定意義而言，方明代表是不相信政府，而這是一個政治大忌。其實，從有關新聞報道，我們不難看出，盡管方明代表像專制時期的“食肉者”一樣地拋出了“刁民論”，但她卻未能正面去解讀其“刁民論”，而只是玩起了文字游戲。但不幸的是，也許方明代表的中文學得不怎么樣，所以游戲出了一個具有語法錯誤的“溺愛的百姓也可能比較刁民”，而做出了貌似在理，然事實上牛頭不對馬嘴的回應。

　　除上述以外，事實上方明代表也搞錯了對象，這就是老百姓的不合理要求，假如被政府滿足了，那么主要責任顯然不在老百姓，而在有關政府的某些人員身上。

　　總而言之，人大代表方明高拋“刁民論”，客觀上是藐視民眾。如此，那么廣州市民眾還需要這樣的人大代表嗎?盡管依照有關規定，人大代表“在人大會上發言和表決不受法律追究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