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可怕的是，這種與和諧社會格格不入的極端維權方式，極容易產生“示范效應”——以極端的方式引起政府部門重視，提高問題的關注度，收到一般途徑無法比擬的效果。如果“開胸驗肺”成為弱勢群體維權的“路徑依賴”，必將后患無窮。解決矛盾的成本外化，將成為社會不能承受之重，對社會各方都不是好事。“開胸驗肺”，折射了時下嚴重的社會痼疾——公權的蠻不講理，讓公眾無處訴說。

從根本上說，“開胸驗肺”事件的補救和解決，并非是在正常的法制框架和維權機制中得以完成的。每一個勞動權益受到侵害的個人都無法去指望由中央派出督導組，地方成立聯合調查組來保護自己。從輿論本身而言，它對同一類事件的關注也不可能永遠保持同樣的熱度，那些沒有“開胸驗肺”的工人，又從哪里發出聲音?只能以更加極端、更加驚人的方式來吸引媒體和社會的視線，又會是一種怎樣的悲慘和殘忍的深淵?

8．病情被用工單位故意隱瞞，導致健康嚴重受損，一度求治無門，張海超是不幸的；張海超又是幸運的，在“開胸驗肺”事件被媒體曝光后，他受到從中央到地方的高規格關注與慰問，得以進行治療。但在張海超身后，有多少農民工正在維權的路上舉步維艱、在沉默中忍受病痛的折磨，甚至在當事者推諉中，不了了之?

2009年8月5日，長期為農民工工傷維權提供法律援助的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提交了一份《農民工工傷保險問題研究報告》。報告共收集整理329件農民工工傷案件，涉及農民工344人。報告顯示，工傷認定程序漫長、維權成本高、行政執法部門缺位等問題，成為當前農民工工傷維權的“攔路虎”。

上述那份調查顯示，工傷認定程序平均需要16個月。表面上看，難以認定的原因是農民工與用工方之間的勞動關系不明確，深層的原因則是非公非農的身份，導致了農民工進城務工一直處于不確定的狀態。并不是農民工不想簽訂勞動合同，也不是不想有工作證、工資條、出入證，而是企業為了事后推脫責任根本就不愿做這些事情。在一個勞動力買方市場的大背景下，蜂擁進城的農民工能夠找到事情做已經很不容易，哪里還有更多的談判籌碼?

導致農民工工傷維權艱難，最根本的原因依然是當下社會結構中農民工尷尬的身份問題。維權成本高，客觀地說，這只是一個相對的說法，城市工人工傷維權的成本并不比農民工的低。甚至，很多情況下，仲裁機構、法院還因為受傷害者是農民工，而啟動了簡易程序，盡量快一些解決問題。然而，即便這樣，對于“無根”的農民工而言，仍是無法承受的沉重負擔。很簡單，農民工與城市毫無聯系，無法生存，一旦喪失了勞動能力一天也呆不下去，只能盡快返鄉。君不見那些一代農民工，在城市打工逾30年也沒能在城市里立足。

9．張海超的床頭擺放著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以及不少與職業病防治有關的法律法規，收集這些資料的過程正是張海超尋求職業病鑒定保護屢屢碰壁的過程。申請職業病診斷手續煩瑣，是勞動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職業病診斷與鑒定管理辦法》規定，申請職業病診斷時應當提供：①職業史、既往史；②職業健康監護檔案復印件；③職業健康檢查結果；④工作場所歷年職業病危害因素檢測、評價資料……其中多項都須弱勢的勞動者向強勢者索取，與虎謀皮，結果可想而知。只為了獲得這一求診“資格”，張海超上訪兩年，以致喪失了最好的治療時機。

讓給勞動者造成健康傷害的企業提供不利于自身的證明，而一旦勞動者通過職業病鑒定機構診斷患上了職業病，就需要企業出錢，這是一種怎樣的制度邏輯?

不少醫生認為：“得了職業病，還得單位開具證明才能鑒定，說是讓高污染企業憑良心辦事，其實恰恰給企業留下了能鉆的空子，幫助企業推卸了責任。”在用人單位不愿“自證其罪”的情況下，這個規定人為增加了職業病檢查的難度，抬高了職工維權的門檻。它到底是有利于勞動者的職業病防治，還是有利于維護用人單位的利益，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張海超為證明自己患病而不惜“開胸驗肺”，他挨的那一刀其實也砍向了“有病”的職業病鑒定體制。按照國家職業病防治法的有關規定，職業病的鑒定由當地職業病防治所進行，正是這種“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壟斷式、封閉性制度設計，將職業病患者逼入了一個“說你有就有，說你沒有就沒有”的絕望境地，除非你有超出常人的勇氣，以極端方式尋求制度外的解決之道。可是，有多少人敢于“開胸驗肺”，以巨大的風險成本來換取那一點并不能完全指靠的希望?

10．某種意義上，張海超與《職業病防治法》《職業病診斷與鑒定管理辦法》，堪同孫志剛與《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相提并論。唯有修訂職業病診斷法，“開胸驗肺”事件才可言“解決”。也唯有如此，張海超“開胸驗肺”的悲壯，才真正有所價值。就目前而言，《職業病防治法》和《職業病診斷與鑒定管理辦法》有兩項漏洞，成為眾人討伐的靶心。其一，看職業病必須由工作單位提供資料。其二，職業病鑒定要交給一個壟斷的機構。前者實質上是要求用人單位“自證有罪”，因此，會導致用人單位積極逃脫責任和義務；后者則是一種權力壟斷，使得職業病鑒定很難得到有效的監督和制衡。倘若從這個角度來分析，是有缺陷的制度，讓張海超維權之路，變得漫長而艱難。因此，輿論要求修改《職業病防治法》的呼聲愈來愈高。面對職業病防治所與企業“合伙’’把塵肺說成肺結核“權力診斷”的僅僅是張海超一個人嗎?就在張海超“開胸驗肺”事件發生后，鄭州市衛生局宣傳處處長虞繼亮7月30日稱，張海超的4名工友也被確診為塵肺病。對此，網友“偶也腦殘’’批評道，“衛生部對‘個案’思考與公眾對‘個案’的思考，處于冰火兩重天，一冷一熱，從一個側面折射出個別政府部門對百姓利益訴求的巨大冷漠。”那么，需要多少人付出健康和生命的代價，才能喚醒法律和體制，去做出必須做出的改變?要制度設計者來承認所設計的制度有漏洞并盡快糾正，顯然是一個極大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