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各家學說是研究歷代醫家的學術思想、學術成就和臨床經驗的一門學科。研究本學科能揭示中醫學的發展歷程和歷代醫家提出新理論、新方法之過程，從而能擴展視野、開拓思路，并對中醫學的發展、創新給予有益的啟示。在1997年～2001年5年間，本研究領域共發表學術論文約1600篇。文獻分布頻數較集中的為漢代張仲景及其著作的研究（約占47.5%），清代醫家及溫病學說的研究（以葉桂、吳瑭為主，占22.5%）；其后為明代醫家研究（以張介賓、傅青主、李時珍為主，占11.3%），近代醫家研究（以張錫純為主，占7.2%），金元醫家研究（以李杲、張從正、朱震亨為主，占4.2%），晉、隋、唐、宋醫家研究（涉及葛洪、巢元方、孫思邈等，占3%），及其他綜合探討性的文章（占4.3%）。

漢代

主要涉及張仲景與華佗等。對《華佗遺書》的研討發現，華氏精通臨床各科，尤擅長外科；其治病療疾除了內服藥和針灸、手術外，擅長用藥物外治法。如書中記載了貼敷、熏法、涂搽、佩帶及穴位給藥、孔穴給藥等獨特的外治法，還有摻、掃、點、拭、摩、刺、撲、裹及灌腸、導尿等諸多方法，值得努力發掘，加以發揚。［1］張仲景學說研究中較為集中，如探討張氏的辨證思維、模糊思維方法，辨治雜病的“宜思維”，對生命時間結構的認識以及本草氣味組方的規律等；認為張氏創立了急癥救治的原則及方法、首創黃疸的證治體系、奠定血瘀證和活血化瘀法的基礎等。對張氏學說存在的幾個問題也進行了探討。①“陽復太過”提法欠妥。《傷寒論》第334條，注家多解釋為辨“陽復病愈”及“陽復太過”兩種變證，但陽氣乃人體正氣，不會恢復太過，此條之“陽復太過”證實際上是過服溫藥所致。②“不惡寒”并非“不怕冷”。《金匱》所云“柔痙”之“不惡寒”，注家多注解為“不怕冷”；但“柔痙”由風寒外襲所致，是有怕冷見癥的，“不惡寒”只是言其沒有“剛痙”怕冷程度嚴重。③桂枝去芍藥湯屬溫里劑。《傷寒論》第21條所用桂枝去芍藥湯，注家多認定其為解表劑；但細查該條病證并無表證見癥，應為下后表證已罷，該方亦應屬溫里之劑。④“不可發汗”并非“不能發汗”。《傷寒論》第83～89條麻黃湯的禁例，有“不可發汗”之語，注家多解釋為“不能發汗”；但細審諸條均為外感風寒兼有里虛，故宜微發其汗且兼顧里虛才較為妥切全面。［2］

晉唐時期

主要涉及葛洪、巢元方、孫思邈等。對晉代葛洪《肘后備急方》救治內科急癥的研討認為，簡便易行、用藥精煉是該書的急救原則。其治療特點為善調氣機、廣施溫熨、偏于溫熱、講究實效。該書還創用了數種搶救方法，如人工呼吸法、洗胃術、救溺倒水法、腹穿放水法、導尿術等。［3］唐代孫思邈對髓有較深入的認識。在其所著《千金要方》中，將髓病單列一節，指出髓病有虛實，與肝膽密切相關。髓虛病主要癥狀為腦痛不安，其病因病機是寒邪侵襲膽腑為虛，其治療用羌活補髓丸方。髓實病主要癥狀為發熱、驚悸、煩躁不安、急躁易怒等，其病因病機是肝為熱邪所擾，條達疏泄之功能失常，肝之精氣不能正常排泄，壅塞為實，其治療用柴胡發泄湯方。［4］

宋金元時期

宋代蘇頌主編的《本草圖經》，以全國藥物普查為基礎，辨別真偽、訂正訛誤、補充新藥、圖文并茂，集中反映了北宋時期藥物學的發展狀況。［5］金代劉完素運用和發展了《內經》的“亢害承制論”，闡明其含義，并推廣到病機、病理范疇，從而揭示了疾病病理的本與標之間的內在聯系。［6］張從正之寒涼攻邪論的補益觀。強調攻邪治病，如同劉河間倡導寒涼大法，皆針對當時濫用溫補之弊，為糾其偏而設，并非以寒蓋溫，以攻統補。而且，寒涼攻邪論是以辨證論治之基本原則為前提的，是基于邪正交爭之病機觀而立論的，其中包含著豐富的補益思想。①從邪正關系而言，祛邪扶正是通過祛除邪氣，以減少和杜絕危害正氣的因素，來保證正氣充實、抗病有力、益壽延年。②強調維持人體氣血平和的重要方法是疏通條達，用汗吐下三法去苑陳莝，使其上下無礙，氣血流通，以恢復、促進和維持健康狀態。③強調陰虛補陰、陽虛補陽之補益大法，并基于陰陽消長平衡理論，提出陰陽損益并進的補益法則。④重視脾胃，提倡食補。強調以五谷作為食補的主要內容，而不主張膏粱厚味，以防濕熱內生，蘊積為害。［7］吳氏對李杲的《內外傷辨惑論》及《脾胃論》進行研究，并與張仲景的《傷寒論》進行比較，探討了李杲脾胃學說中的溫熱病學思想。認為李氏與張仲景都回顧總結了疫病的診療經驗和教訓，只是由于經驗不同，從而在邪與正、寒與溫、感邪途徑以及診療原則等問題上有差異；雖然所取的角度不同，但都把外感熱病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李杲學說中的溫熱病學思想如“陰火”、“火為元氣之賊”、“甘溫除大熱”、“熱中”等是特定歷史環境的產物，是介于張仲景傷寒學與明清溫病學之間的過渡性產物，起承先啟后的作用。［8］車氏等探討了元代王好古《陰證略例》的學術價值，認為該書對陰陽之證候、脈象、病機、診斷、方藥、預后等進行了前后交替的論述，在治療上，提出“藥當從溫，不可遽熱”的法則，并充分顯示了中醫辨證之精、鑒別之細、治療之慎。［9］劉氏等探討了朱震亨中風證治的破、承、立。認為朱氏在病因病機方面辯駁《局方》之非，立足于河間火熱論并確立濕熱生痰、實中挾虛的觀點。在治則治法方面批駁該書風痿不分，多以治風之藥通治諸痿有誤；又喜一方通治諸癥，不合辨證論治精神。在方藥運用方面力辨該書用藥之非，并繼承東垣治痿經驗。［10］

明代

張氏探析了虞摶的治學思想，認為虞氏宗朱震亨之學，博采眾家之長，主張醫以《素問》、《靈樞》為本，端本澄源，醫學正傳。臨證從實際出發，闡發醫理，創立新說，發明醫術，如“兩腎總號命門”之說和“器械灌腸之術”等。［11］姜氏探討了李時珍治療脾胃病的特色和經驗。認為李氏對脾胃病的認識繼承了李東垣的學術思想，師古而不泥古。首倡脾為元氣之母，是對脾胃學說的貢獻。在審證求因、辨證論治方面有著獨到的見解，其臨證治療注重升清降濁，處方用藥配伍嚴謹，精純不雜。且倡健脾和胃、防病固源之道，構成了他自己治療脾胃病的學術特點。［12］翟氏探討張介賓在中醫癌癥學術史上的地位和貢獻，認為張氏對中醫癌證辨證論治頗多發揮。認為致癌之由，先因正虛；正氣之虛，本在命門。致虛之故，皆因調攝；成癌之機，虛實雜合。故治癌大法，當攻補兼施。他是中醫癌證學術史上一位重要醫家，最早、最明確地提出在攻補兼施總原則指導下的“攻、消、散、補”四法。［13］虞氏探討了繆希雍的脾胃觀及其臨床應用，認為繆氏在《先醒齋醫學廣筆記》、《神農本草經疏》中，首創脾陰之說，強調臨證當區分脾陰、脾陽，并提出脾陰不足證的治療大法為“甘寒滋潤養陰”，其脾胃觀還強調制肝實脾、脾腎雙補及注重化濕等，能彌補東垣脾胃學說的不足，為清代葉天士創立胃陰學說奠定了基礎。［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