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良好的社會心態在任何時候對一個國家民族都很重要。之所以在今天備受重視，蓋因中國發展已站在一個關鍵時期：處于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國際地位，擁有一個怎樣的“大國心態”引人矚目；小康社會的目標內容，令提升大眾“幸福基因”分量加重。就此而言，社會心態既指向未來發展的“軟實力”，也承載“以人為本”的具體訴求。

政府應當監測民眾心態，及時掌握社會心態的波動規律，作為宏觀決策的依據。并且建立科學有效的監測預警系統。在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有一套基于公眾心態調查的社會預警系統。比如美國密西根大學社會研究所自1947年以來開始監測民眾心態。在大量收集數據的基礎上，該機構能夠預測國際動蕩和風險事件的發生，成為政局和國際問題的“預警員”。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社會與經濟行為研究中心研究員王二平認為，這種調查至少可以發揮以下四種功能：預警。通過了解公眾心態監測社會形勢變化，發現社會不穩定因素；建議。通過了解公眾社會態度及反映的社會問題，為國家公共政策制定提供科學建設和技術支持；疏導。公眾的一些不滿意情緒，只要能以恰當的方式宣泄就可以得到平息。公眾社會態度調查本身就是一種關注和傾聽，可以成為宣泄不滿情緒的恰當渠道；監督。公眾社會態度調查可以補充官方正式溝通信息的不足，監督基層官員的行為。

目前，我國已有28個省（市）建立了自己的社情民意調查中心，還有一些科研機構也經常做一些社會心態調查。通過這類機構，及時對社會輿情進行匯集和分析，準確把握社會心態，是培育健康社會心態的前提。

7.焦躁疑懼、迷茫失落、憤青思維、拜金主義……在急劇轉型中社會心態的失衡之勢，是我們正在面對的挑戰。這些大眾情緒雖未成為社會思潮的主流，但正對社會發展與改革進程產生抵觸消解。把握和調適社會心態，理所應當地成為了一種執政挑戰。

然而，掃描各地“培育健康社會心態”的塑造路徑，發現一些值得關注的現象：有的地方有“提法”沒“想法”，僅停留在口號與姿態上；有的地方把心態問題經濟化，以為“多發點錢就能讓老百姓心態變好”；有的地方則認為“培育”的關鍵在百姓的自我修復，一味把心態問題歸咎為百姓“不理性”、“不淡定”、“不寬容”。

其實，社會心態是社會現實的折射，是反映個人與群體、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關系的一扇窗口。以普遍存在的“焦躁不安”為例，城鎮化及大規模人群流動，“漂族”、“蝸居”、“蟻族”人群大量出現，不安全感容易加重；房難買、學難上、病難看的現實矛盾，讓人的不確定感增強；而少數干部的貪污腐敗、一些地方的暗箱操作，使干群關系變得緊張而不信任。在這種情況下，以管理思維要求老百姓用“理性思維”代替“情緒表達”，以“淡定心理”驅除“焦灼疑慮”，顯然難以達到。

近幾年，雖然人民群眾整體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財富在地區之間、群體之間和個人之間的分配很不均衡，收入差距不斷加大，面對一擲千金的高收入階層，普通百姓包括白領階層普遍感覺經濟上受擠壓，社會地位快速下滑。收入差距加大導致的被剝奪感，社會競爭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對權力尋租的無助感，必然交織成全社會的“弱勢心理”蔓延。在這種情況下，以管理者高高在上的姿態要求老百姓用“理性思維”代替“情緒表達”，顯然難以達到。

我們倡導理性平和的心態，但如果監管防線屢屢失守，瘦肉精豬肉、染色饅頭、毒生姜事件層出不窮，“淡定”談何容易？我們追求開放包容的心態，但如果“拼爹”現象屢屢發生，“起跑線”不公時時存在，“仇富”、“恨官”情緒何以消解？我們提倡積極進取的心態，但如果寒窗十載也難以改變命運，“一夜成名”、“一夜暴富”來得輕而易舉，個人奮斗又有多大價值？有學者這樣描述當前我國改革的基本態勢：改革在與危機賽跑。其實，社會心態的培育不也是在與改革進程賽跑嗎？從這個意義上說，培育一個健康向上的社會心態，是對各地執政者的時代挑戰。